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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价谈判时代我们还要不要做新药?| 年度 · 主编说
戴佳凌·2019-12-31
年度
我们还要不要做新药?要,我们要更聪明的做药。


撰文 | 戴佳凌


爸爸,你在干什么啊?”

“我在工作啊。”

“你的工作是什么啊?”


“爸爸在写一篇文章,你看这些小朋友一出生就得了一种病叫SMA(脊髓性肌肉萎缩症),他们没法呼吸,两岁就会死。有一些很cool的人发明了一种药,能够治疗这种病。爸爸的工作就是采访他们,并且把他们的故事写成报道,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其中。”


“爸爸,我不会得这种病吧?”

“不会。”

“爸爸,我不想死。”

“其实每个人都会死,但是……”


这是今年7月3日早上6点多,平常这个时候还在睡觉的思琦和我的一段对话。当时我趁着早上比较悠闲的时间在书房敲键盘,捻着还没睁开的眼睛的他迷迷糊糊走到我的书房。之后,我把他抱到腿上和他解释了一堆甚至我还没搞清楚的道理,最后我们一致决定去把妈妈吵醒做早餐。


关于SMA药物,可参看本公众号文章

《渤建的创新之路》 ⬅


我们为什么要做新药?


最简单的回答是满足临床需求以及大众对健康的需求。所以,任何药物开发都从临床需求开始,获得科学上突破,寻找合适的分子,再进入临床验证,之后上市产品,再到市场教育和商业化,而上市后跟踪获得新的临床需求,再研发下一代产品,直至专利过期成熟产品管理。


默沙东的创始人乔治·默克曾说过:“我们应当永远铭记,药物是为人类健康而生产,不是为了追求利润而制造的,只要我们坚守这一信念,利润必将随之而来。”这句话很好诠释做药初衷。


利润真的能如约而来吗?我们先来看最近两个案例。


2013年12月,吉利德(Gilead)上市了丙肝神药sofosbuvir(索磷布韦),它不但能在治疗时不使用干扰素,而且能够完全治愈丙肝。上个月sofosbuvir的复方Epclusa(丙通沙/索磷布韦/维帕他韦)Harvoni(夏帆宁/来迪派韦/索磷布韦)医保谈判降幅超85%。在短短6年之间,曾经1000美元一片的sofosbuvir,到不足100元的丙通沙。


我们再看PD-1,2014年,nivolumab批准之后标价约15万美金每年,如今信迪利以不到10万年费用进入医保,2843元/100mg的价格已非常接近我去年年底预测的2500元。


关于PD-1,可参看本公众号文章

《PD-1从价格战到成本战?》 ⬅


这么低的价格,我们还有利润吗?


2012年,Gilead花了超过110亿美金收购Pharmasset,从而获得了当时刚进入III期临床试验sofosbuvir,如果算上50%在III期临床失败的概率,对于Gilead来说sofosbuvir大概的研发费用在220亿美金。对于这个价格当时质疑声不断。


220亿是什么样概念呢?Gilead在2013年总收入是112亿美金,利润是30亿美金。事实证明了Gilead这次豪赌成功了,Sofosbuvir在上市后第一年里连同复方一共为Gilead带来124亿美元的收入。次年,收入为191亿美元,2016年销售开始下滑到148亿,2017年78亿,2018年31亿。到2018年底,sofobuvir总共为Gilead赚来的574亿美金,其在2014年的销售及其他管理费用上涨到27亿较2013年15亿多了12亿,我们暂且算作sofobuvir年度销售及其他费用,之后每年算做6亿,总共也就是36亿美金。


去除III期临床失败概率影响,sofosbuvir在5年间为Gilead带来了约400亿美元利润。这个前提是,它的标价是1000美元一片(由于各种打折实际销售价格可能远低于此)。显然,最开始卖100元一片sofosbuvir肯定是挣不回110亿的成本。所以,对于后来进入市场的玩家来说,现在基本无法和Gilead抗衡,因为Gilead早已挣回了研发成本,而生产销售成本相比于110亿美元的收购,只能算作凤毛麟角。


然而,市场上大多数的药物并不能像sofosbuvir一样成功。我们还是拿Gilead来说吧,在尝到sofosbuvir成功滋味之后,Gilead在2017年又豪赌了一把,花费了119亿美元收购了Kite获得其突破性的细胞治疗CAR-T产品Yescarta。鉴于之前sofosbuvir的成功,质疑之声少了很多。


同年,Yescarta就在美国市场获批,标价37万美金,然而,2018年Yescarta全年销售仅2.64亿美金,更早上市诺华的Kymriah更惨只有7600万美元的销售额。最近,Kite/Gilead在专利案上败给了Juno/BMS,法庭要求Kite/Gilead赔偿Juno/BMS 7.52元美金,Gilead肯定还会上诉,但问题更大的是要收回119亿美元投入恐怕是遥遥无期,从sofosbuvir挣来的钱,赔回去了不少。


这直接导致了,2016年才上任CEO的John Milligan在2018年年中宣布结束其长达28年的Gilead工作生涯,与他同年进公司的原CEO,时任董事会主席John Martin也宣布将在新CEO上任后辞去董事长职位。


2018年年底,原罗氏制药部门的CEO Daniel O’Day宣布成为Gilead 新CEO,在今年3月上任后,他花了50亿美金和比利时药厂Galapagos在炎症领域建立了类似于罗氏和Genentech之前的研发合作。2015年,双方就已经在高选择JAK1抑制剂filgotinib有合作。O’Day称,他并不会追求大收购,而是更偏好于类似Roche和Genentech,相对独立研发合作。


顺便说一句,2018年,Celgene收购Juno的价格是90亿美金,Juno的CART产品JCAR015之前因为临床出现了严重安全问题,项目搁浅了,现在有多个项目在临床I/II期。之后, BMS收购了Celgene。


就此,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单个药物能够产出巨大的商业利润,但是,平均到每个药物来说,回报率并不是很高。


根据德勤2018年的报告,大药厂一个新药平均年销售峰值4亿美金,小型或是专科药企大约在11亿美金。研发一个新药的费用已经疯涨到了21亿美金,小型药企研发费甚至更高在28亿美金。大药厂的研发回报率降到历史最低的1.9%,相对小型的制药企业回报率在9.3%。


来源:德勤


药价谈判和日趋激烈的竞争


和日趋严峻的研发效率相比,让制药界更闹心的就是药价管制。除了上述我已经提到国内的医保谈判,近日,新一批的4+7药品目录也公布了。而在大洋的彼岸,2019年12月12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一项法案允许政府与制药企业在联邦政府的Medicare 医保和制药企业进行价格谈判,该法案将提由参议院审议,总统签字后成为法律。


此前,法律禁止联邦政府与药厂直接谈判药价(除了Medicaid的强制折扣和退伍军人医保),因为政府介入将使谈判变得不平衡。通过对最少25到最多250种独家药物价格谈判,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在2023年到2029年期间将为Medicare省下3450亿美元,或未来十年间省下4560亿美元,并且直接导致药厂收入减少,其他国家的药价上升,更多用药及更好的依从性。另一方面,政府将给NIH增加几十亿美元的资助,用来支持新药创新。


同时,预算办公室也预测在未来十年上市的新药将减少8~15个,相对来说同期大概会有300新药被批准。PhRMA的CEO Stephen Ubl则预测这将带来一万亿收入减少以及损失30~100个新药。


来源:PhRMA


药企在没有和政府达成协议情况下,会在这个药品前一年收入的基础上加以65%额外的税,并以10%按季度增加,直到95%。而且,谈判价格将执行在其他商业保险及其他保险人群,但不包括没有保险的人。且协议价格不能超过120%的国际价格(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和英国的平均价格),如没有可参考的价格,则不能超过平均美国出厂价的85%。


在过去的很多年里,专利悬崖和不断新药上市平衡之下,处方药的医保花费在美国一直相当平稳,然而,2014~2015年突然爆炸式增长(大家可以猜到这和我们上文提到的sofosbuvir(2014)和PD-1(2015)这样超级重磅炸弹级药物上市有关),开始让美国政客担心不可控医药支出,另一方面,这一直也是大选的重要筹码之一。


来源:PhRMA


假如这项法案最终成为法律的话,将无疑对制药业产生深远影响。在整体经济形势不明朗的情况下,从中国到美国再到欧洲,各个国家对药品价格的监管必将越来越严。虽然,中国不在参考的6个国家里,全球价格联动的背景下,跨国企业总部将更小心制定区域价格策略。另一方面,新药研发投入将随着收入减少放缓,大药厂在做类似于Pharmasset这样的大宗收购必然会更加谨慎,能够治疗现在还是绝症的新药可能又要晚上几年。


除了药价之外,另外一个压力来自行业竞争。Me-too产品的泛滥让新药的盈利时间进一步缩短。谁能想到,在短短5年时间内,PD-1的年费用能够降到10万以内。根据PhRMA的数据,在2005到2011年间,me-too产品上市时间从70年代的10年已经降到了2年多。


来源:PhRMA


如何应对?


这其实不单是行业问题,从行业来说,提高研发产出率是当务之急,钱少了其实就是容错率小了,需要把钱花在刀刃上,大药厂之间并购将促进减少重复投入。4560亿美金按照PhRMA会员平均研发投入率17%来算,也就是少了775亿研发投入,再去除以平均26亿开发成本也就是29.8个新药。我们可以通过进一步降低其他成本提高研发投入率,另一方面努力减少不必要及重复的研发投入,更多合作共享数据,来减小26亿这个分母。


来源:PhRMA


从监管来看,能否允许企业在更早时间上市产品,更多运用真实世界数据,给企业提供更加透明及可预期的政策环境和营销环境等,来帮助企业降低研发成本。从支付来说,需要运用新工具来更好追踪花费,探索创新支付模式鼓励真正的创新,让好药更容易的到达患者手上。


另外,企业的领导者应该多些长远思考,去年4月,在研发客年会,我曾经组织CEO们和医保专家进行交流,让我失望的是,来的人寥寥无几,结果,在今年医保谈判之后,大家又都开始担心,我的药做出来能赚钱吗?


医保谈判时代,创新何去何从 | 正见

Biopharma CEO临床开发和市场准入必修课 | 研发客年会


大家在忙着赶临床进度的时候,是否应该考虑一下,产品上市该如何卖,如何定位我们的产品。大把大把研发费用投入之后,我们产出能否收回投资,我们用的每一分钱是否用在对的项目上。


关于研发产出率,我推荐大家可以读一下远行者的《悬而未决》系列以及与之相关的5个驱动因素:


(1)新药项目类别与价值定位 (《河东河西》系列);

(2)研发损耗率(《九死一生》系列);

(3)研发时长(《只争朝夕》系列);

(4)研发成本(《千钧重负》系列);

(5)研发管线流量(《精挑细选》系列讨论研发项目组合管理,与此有关);


我们还要不要做新药?要,我们要更聪明的做药。顺便提一下,今年不预测了。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我年初对2019年的预测



文章关键字:吉利德,4+7,医保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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