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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和时代到来,亚洲药物开发未来可期 | 遇见日本DIA
毛冬蕾·2019-05-18
遇见
“令和”这两个汉字的含义,它们寓意着美好、和平与和谐,与ICH的“Harmonization”有不期而遇的呼应。



上月中旬,安进公司全球药政总裁蔡学钧博士从香港飞往东京,参加DIA(Drug Information Association,DIA)亚洲2019国际会议。他的工作主要负责日本、中国、澳大利亚及亚洲药政事务。和他一同参会的,还有负责公司韩国药政事务和日本的同事。三个人讲着英语,到会场附近的餐馆小叙,为他们年初在日本率先获批的骨质疏松症药物Evenity(romosozumab)庆祝了一番。这是全球首款早于欧美批准上市,在日本国内上市的生物药。


TOC Ariake会场外 


东京湾的太阳清晨5点多就升起,台场的樱花还没凋谢,我依旧搭乘临海线百合鸥号来到TOC Ariake会议厅。(延伸阅读  遇见日本DIA年会


大会在DIA日本代表理事植村昭夫博士简短的开幕辞中拉开。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亚洲国际会议,当得知此会已在日本连续举行12年,从明年起将在北京举办,之后会在亚洲各国轮流召开,我有一种即将搭乘新列车展开新旅程的感觉。植村昭夫博士说,在ICH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Harmonization)新的改革框架下,日本一直积极推动亚洲新药开发。有着共同种族、肤色和语言的亚洲国家需要携起手来;亚洲学术界、制药公司和监管机构更要保持密切交流。


日本:进入全球同步开发时代


日本医药品医疗器械综合机构(PMDA)新药审评执行副主任津宇忍博士在沈阳药科大学教授苏岭博士的介绍后,发表了题为《为亚洲为全球——最大程度启动亚洲药物开发潜力》的报告。他说,之所以需要亚洲合作,是因为开发新药不能仅为一个国家,而要造福亚洲和全球患者。


津宇忍


他回顾了ICH的发展和修改历程。对于日本而言,最有影响力的指南是ICH E5,即海外临床研究数据中的种族因素。在它发布之前,许多Ⅱ期或Ⅲ期试验及安全性长期随访试验只能在日本进行。随着ICH E5指南的发布,日本也能利用国外临床数据进行验证性研究。作为提交的最终临床数据包,它包括海外临床试验。


津宇忍


因此,E5指南已将日本的临床研究从本地化转变为全球化发展。在津宇忍的幻灯里,显示了日本在21世纪初达到桥接试验的高峰,此后呈下降趋势。2017年,日本开展的临床试验有693项,其中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MRCT)有323项,“日本正从桥接试验战略转变为MRCT。换句话说,日本进入了全球同步开发的时代。”津宇忍说。


多年来,日本药品监管部门要求桥接药品开发项目来确保批准和市场准入。与美国、欧洲甚至其他一些亚洲国家相比,日本在批准新药时间上通常存在滞后。全球同步开发和几乎同步的全球注册临床试验新药,所带来的好处包括降低开发成本,向患者更快提供新的治疗手段。


延伸阅读:

浅谈日本近年药政管理改革

近年降低日本新药批准滞后时间的趋势与成功因素

             

PMDA国际合作办公室主要规划和协调干事青井杨子博士补充说,另一项指南——ICH E17“多地区临床试验计划与设计的总体原则”在MRCT具体实施过程中,对全球联合开发也带来不小影响。在药物开发计划中战略性的使用MRCT,根据ICH E17进行适当设计和执行,可以提高药物开发的效率。MRCT能同时提交上市许可申请并支持多个地区的监管决策。尽管MRCT通常可能成为研究在多个地区计划提交监管的新药的首选方案,但应仔细考虑区域差异影响研究结果可解释性的可能性。


青井杨子说,应尽早确定对药物开发计划重要的内在和外在因素。在设计验证性MRCT之前,可在早期探索试验阶段评估这些因素的潜在影响。还应在验证过程中收集有关它们的信息,以评估它们对治疗效果的影响。早期识别重要种族因素非常重要,MRCT的计划是假设治疗效果适用于整个目标人群,特别是临床试验所包括的区域。


对此,坐在台下的蔡学钧表示非常赞同。此次Evenity在日本率先获批充分体现了安进公司以全球患者临床需求出发,制订合适的临床开发战略的意义。该药的获批是基于两项关键性Ⅲ期研究的结果:FRAME研究和BRIDGE研究。日本PDMA对Evenity的安全性进行了全面评估,包括ARCH试验中的心血管安全性发现。


安进公司很早就与FDA、EMA和PMDA进行沟通交流。据业内专家透露,日本将近有80家医院参与了该药的MRCT,在执行过程中它们非常高效和高质量的完成了试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PMDA快速批准该药的经验值得中国借鉴。”蔡学钧说,中国要开展MRCT,国内临床研究中心就要跟全球范围内的研究中心展开竞争。未来不管是跨国公司还是国内本土创新公司,都可以更多考虑开发针对亚洲患者疾病治疗药物。


津宇忍举例说,在亚洲,肝癌和胃癌更为普遍。在亚洲联合开展临床试验会更加容易和高效。更多患者的参加将促进亚洲临床试验的发展,而这些试验结果最终为世界各地的亚洲人提供精确治疗做贡献。


大会还邀请了美国、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药政监管人员。DIA中国区董事总经理朱立红和苏岭分别介绍了中国药品审批改革情况和有关细胞、基因治疗产品的监管现况。朱立红认为,中国药品市场巨大,国家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鼓励创新的黄金时代,与药物开发和监管改革相关的议题讨论繁多,改革所带来的变化巨大。“除了做好自己的事情,有时候也要看看周边特别是亚太地区的变化。”朱立红说。


笔者(左一)与蔡学钧博士(左二)、朱立红女士(左四)、植木昭夫博士(右四)、苏岭博士(右三)及其他大会讲者合影。


中国:生物制药蓬勃发展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来自基石药业董事长兼CEO江宁军博士的报告。他介绍了中国生物制药现状,以及中国目前未被满足的医疗需求。以癌症为例,每年中国癌症新发病例数约为美国的两倍。5年生存率只有美国的六成,中国也是世界上癌症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更严重的是,中国的癌症死亡率还在上升。而相比之下,美国的癌症死亡率则不断下降。


中美两国肿瘤的高发类型差异较大,除了肺癌以外很少重叠。中国常见的癌症是胃、肠道、及肝肿瘤。在美国,这几类癌症发病率较低,因而针对性的药物也就较少。以前,医药创新主要来自西方国家,创新药进入中国市场要么很晚,要么很贵。


不过,情况正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生物技术公司开始投身到新药研发中。这也是基石药业创立的初衷。专注于开发和商业化创新肿瘤免疫治疗及精准治疗药物,以满足中国和全球癌症患者的殷切医疗需求。

(延伸阅读:设计基石)


江宁军博士


江宁军特别提到蓬勃发展的中国生物制药公司,他向现场听众提问:“中国有多少家生物技术公司?我知道,仅在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bioBay)就有120家做创新药的公司。全国在北京、武汉、上海、成都及广州和深圳有5个类似bioBay的生物制药园区。生物制药在中国蓬勃发展有多个原因,第一是政府对创新的支持和监管环境的改善,尤其是药品注册政策的改革;第二是大量资本的注入给行业带来前进的动力;第三是越来越多人才回流和生物制药公司的产生以及创新产品。而最重要的是,中国现在有深切的愿望去做创新药,希望彻底改变过去以仿制为主的医药产业,最终做出更多老百姓负担得起的好药,满足患者需求。”江宁军说。


根据他的幻灯片显示的数据,2015年中国生物制药的资本约为5亿美元(包括PE和VC在生物制药领域的投入),到2018年9月为25亿美元,复合年增长率高达71%,而放眼全球,2015年的投入为111亿美元,2018年为168亿美元,复合年增长率为15%。


中国生物制药除了有让全球叹为观止的巨大投入,还有雄心勃勃的计划。根据中国科技部发布的《“十三五”生物技术创新专项规划》,预计到2020年,中国将建立10~20个年产出高达100亿元人民币的生物制药园区,生物技术公司数量与创新产品将有数量级的增长。


由此带来了人才和研究质量的挑战,“这么多的生物技术公司的品种有很多重合,例如PD-1,我们能不能有一些不同于其他PD-(L)1的创新品种?答案是肯定的。以基石药业为例,即使我们做重合的产品,我们也会在临床差异化下功夫。例如我们的PD-L1 为全人源全长抗最接近人体的天然G 型免疫球蛋白4(IgG4)单抗药物。与同类药物相比,我们的PD-L1 在患者体内产生免疫原性及相关毒性的风险更低,在安全性方面具有潜在的独特优势。另外,我们还从美国领先生物技术公司Agios 和Blueprint 引进了二款全球首类及二款中国首类的精准治疗药物,尽早让中国患者接触到全球一流创新药物。”江宁军说。


此外,他告诉研发客,中国的医疗保险体系能否保障药品可及性,在中国做新药研发是否有足够的回报,也是目前中国初创生物技术公司主要考虑的问题。


亚洲药物开发合作大有可为


在会议期间,我还跟一些中国人聊天。益新株式会社顾问许平博士是大家都熟悉的活跃在中日两国的行业人物。在日本学习工作30多年之后,他决定回国做点事,寻找两国之间的商机。


许平(左)见到老朋友蔡学钧分外高兴。


许平说,日本制药企业在过去较为保守,担心自己的品种被模仿,不过最近10年,很多日本企业走向中国。从基因来看,日本人和中国人相似性很高,未来临床研究的合作大有前景。但中日之间要互相开展临床研究并不容易,因为中国初创型企业的创始人大多从美国留学回来,有日本医学和药学教育背景的人不多。随着中日监管部门之间的交流日益广泛,中国和日本及亚太国家开展的合作将越来越多。例如,海和生物就在中日韩三国开展临床,中国最大的临床CRO泰格也在韩国落子收购DreamCIS。


延伸阅读

DreamCIS,被泰格唤醒的巨人

海和生物:新药开发全球共赢


谈到亚洲的研究中心,许平认为,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临床研究中心十分接近,日本医院的水平都很平均,不像国内参差不齐。从总成本来看,国内临床研究的成本越来越高,现在中国有多家企业来日本报批,也有国内企业来日本医院做临床了,因此,对日本医院和法规的了解颇为重要。


日本的研究数据不仅仅只为日本,中国的研究数据也不仅仅只为中国。


两天的会议在第一三共株式会社藤城亚理女士的闭幕词中结束。就在大会过后的几个星期,日本进入了全新的令和时代。藤城亚理女士在发言中介绍了“令和”这两个汉字的含义,它们寓意着美好、和平与和谐,与ICH的“Harmonization”有不期而遇的呼应。她呼吁亚洲共同合作,“因为我们是同一体”。


5月20日在北京举行的第11届中国DIA年会上,会有更多机会了解亚洲医药研发和谐发展的可能性。青井阳子和其他PDMA的同事佐藤淳子、近藤达也、木村亮太都将出席。


明年,全新的DIA亚洲国际会议将在北京召开,让我们共同期待!


(本文特别感谢Sophia、Akio的帮忙)





文章关键字:令和,DIA亚洲2019国际会议,亚洲药物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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