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受北京大学临床研究所副所长、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医学统计室主任姚晨教授的嘱托，为国内工业界和学术界的生物统计学专家撰写访谈系列文章。
在日常交流中，姚教授多次告诉我，生物统计不仅决定了新药临床试验终点结局能否“达标”，更是确保临床试验科学性和公正性的核心，也是我国临床试验质量和数据结果能否获得国际认可的重要基石。我们撰写这些过往经历，既是为了记录那些为中国生物统计启蒙和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先辈，也希望能为未来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和启示。
事实上，早前研发客就专访过我国已故生物统计学科奠基人苏炳华教授。苏教授在条件极为有限的情况下，从英国留学归来，报效祖国，帮助我国药监局建立了生物统计学部门，并推动了这一领域的人才发展。（拓展阅读 苏炳华：我是一本厚厚的临床试验生物统计图书，任何人需要时就翻一下）如今，生物统计学蓬勃发展，中国创新药产业也进入新的征程，希望研发客的访谈文章可以为行业记录下这些活色生香的时刻。本期，与我们对话的是久违了的谭凌实博士。
曾任DIA全球董事会主席、原辉瑞研发中心总负责人谭凌实博士，如今是康缔亚（Caidya）的创始人和执行董事长，前不久主导公司成功拿到来自Rubicon Founders的1.65亿美元战略融资。而谭凌实更为人所知的，是他当年策划组织了一次影响深远的学术论坛，把生物统计学理论在临床研究中的应用引入到了中国。当时的他，也见证了中国生物统计领域的起步阶段。
谭凌实博士
这段经历已经过去多年，谦虚低调的谭凌实不愿过多谈论。不过，在我当面的恳请下，他在位于浦东新区祥科路的办公室里，向我讲述了1999年公差到中国遇见我国著名统计学家金丕焕教授的情景。作为在美国接受过系统统计教育的专家，谭凌实回忆道：“金老师给我一个大信封，里面大概20页纸，那就是我第一次看到的中国生物统计学指导原则的初稿。”
金丕焕团队当时承担了我国CDE统计学指导原则的起草和审阅任务，通过跟金教授交流，谭凌实感受到国内专家在撰写指导原则过程中表现出来兢业、严谨和专注的学术精神。
此后，金教授以及其他临床专家以这份指导原则为核心，开展了一系列统计培训活动，向业内人士传授了统计在新药临床开发中的重要性及其具体应用方法。自此以后，生物统计在中国医药领域犹如星星之火，迅速燎原。
意义重大的“破冰”研讨会
而第一次对中国医药界生物统计和临床研究领域产生较大启蒙作用的，是2003年1月18日，谭凌实博士联合药品审评中心在北京举办的“新药临床研究生物统计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这是第一次真正全面、系统地把统计学在临床试验中的重要作用和意义等带到中国来，让大家了解统计学在其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谭凌实说。
为此，他出面邀请到具有华人背景且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共同来华交流。“当时有默沙东的张冀，BMS的Frank Shen（沈志华）、安万特的朱光锐、强生公司的袁维颖，还有一位生物统计学前辈黄克欧，以及任职30多年的美国FDA生物统计办公室主任Robert O’Neill。”
2003年举办的新药临床研究生物统计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现场及当年大会议程
为了邀请Bob O’Neill参会，谭凌实还请当时的药审中心主任张象麟撰写了邀请信。但由于FDA的出行手续异常繁琐，Bob O’Neill最终未能亲自莅临现场，而是通过视频参与了活动。“那时的视频会议技术远不如现在便捷，网速缓慢、设备简陋，还非常昂贵，我们克服了重重技术难题才实现了这一跨国连接。Bob的视频背景还郑重地插放了美国国旗和中国国旗，营造出了庄重而热烈的交流氛围。”
Bob O’Neill的演讲非常精彩，“他讲了整整60分钟，之后还用30分钟详细回答了大家的问题。他主要讲解了生物统计在药品开发和评估中的重要性、FDA生物统计审评的演变历程、临床试验统计原则是如何产生及其影响，还有药物评估过程所需的技能组合和多学科团队的评估方法。而我们其他6人，从生物统计学家在临床试验中的角色和责任到全球药物开发战略，临床试验统计学核心思想到各类设计方案，从有效性评估中的关键问题到安全性评估中的关键问题，基本上把临床试验中生物统计学的各个方面都覆盖到了。”
让谭凌实非常惊喜和感动的是，桑国卫院士亲临现场，全程全神贯注聆听，并且还询问了相关情况。“桑委员长在我国新药创制的发展历程中以及在许多专业领域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说。
回溯20世纪90年代末之前的中国生物统计领域，发展相对滞后。这一时期主要以仿制药为主，无论是监管还是业界，对“临床试验设计”，“生物统计”等概念尚且陌生。后来，随着我国GCP的颁布和实施，临床试验的规范性得到了提升，生物统计开始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在这一背景下，医学院校的统计教研室开始承担起很多临床研究的统计分析工作，为生物统计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然而，在当时，少数在外资企业的统计部门工作的人员，有机会系统地统计在创新药临床试验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大多数国内有功底的统计学家，尽管能够发表高质量的统计理论文章，但他们对于临床研究的实际需求和特点却缺乏深入的了解。
另一方面，真正参与临床研究的人员往往缺乏统计学背景。他们中许多人是从医学领域转行而来，虽然具备一定的医学知识，但统计知识却相对有限。因此，他们在临床试验中很难将统计知识有效的应用起来，对临床研究产生实质性影响。
“这种情况在2000前后的中国尤为突出，我国的生物统计学水平与欧美相比存在差距，许多基本概念都未得到普及。而要想让统计在创新药临床试验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需要加强统计学家与临床研究人员的交流，共同推动生物统计在中国的发展。”谭凌实当时在辉瑞总部工作，他深感有责任为国家的生物统计事业做一些事，就这样促成了“新药临床研究生物统计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沈志华博士后来表示，如果没有那次会议的破冰之旅，后续他回国参与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的事情几乎是不可能的。沈志华后来加入了罗氏的上海研发中心，负责统计、数据及研发工作。随后，一大批像谭凌实、沈志华、李宁、王武保那样有统计背景的海归人才回国发展。
这场会议对于CDE带来的冲击也是重大的。起初，CDE并没有专门的生物统计部门，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国在新药审评过程中对生物统计学的应用。随着药监改革和产业创新生态的不断发展，为了更科学严谨地评估新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CDE逐渐意识到建立生物统计部门的重要性。
在此背景下，CDE开始着手组建生物统计团队，不仅吸引了国内外优秀的生物统计人才，还不断加强与国际先进机构的合作。特别是随着我国加入ICH，CDE的生物统计工作更是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定向培养生物统计专才
几年后，辉瑞在中国发展也推动了另一项与统计相关的重要合作。谭凌实发现，在国内很难找到既懂统计又了解临床的人才。“为了解决统计人才短缺的问题，我希望能够与高校合作，由辉瑞出资定向培养行业真正需要的统计专才。”他说道。
恰逢此时，复旦大学把药学院搬到了辉瑞研发中心所在的张江，该校药学院院长、药理学专家朱依谆当时也高度关注高校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脱节的问题，对谭凌实的理念和计划深表认同。
双方的想法得到了上级的支持，也得到上海市浦东新区政府，上海市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办的支持。最终，辉瑞与复旦大学共同成立了“辉瑞-复旦药物研究开发教育中心”。在“辉瑞-复旦研究生联合培养项目”签约仪式上，双方高层均高度重视，辉瑞的全球CEO和全球研发总裁以及复旦的校党委书记均出席了开幕仪式。
在谭凌实看来，这一项目的实施难度很大，但其独特性正是受到重视的原因。
在项目具体实施中，辉瑞参与新生的选拔和面试，挑选适合参与三年制硕士项目的学生，目标是定向培养该领域的人才。“我们正式向教育部申请了学位授予权，课程设计和师资力量主要由辉瑞提供。”谭凌实说，“学生入学半年后就可以参与辉瑞的项目会议，包括跨国电话会议，有机会与来自欧美和其他亚太国家的同事一起工作，获得实战经验。”
在三年的课程设置中，项目开设了很多门课程，例如“肿瘤学临床研究入门”。谭凌实邀请了两位来自纽约和加州的肿瘤学副总裁为学生授课。课程设计灵活，根据教师和学生的时间安排集中授课。
他表示，“很幸运得到了公司最高层的支持，辉瑞CEO认为该项目具有重要价值，我也借助高层的认可，与辉瑞全球各研发中心的人员广泛交流。这一项目的成功实施，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临床研究人才。”
谭凌实坦言，尽管人才计划的实施过程充满了挑战，但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并成功举办了多届学生培养。这些学生的表现确实与众不同，他们自信满满，能够平等地与人交流，并阐述自己的想法。
在2005年之后，中国医药产业快速发展，生物统计重要性凸显。中国生物统计经历从无到有、逐步壮大的过程，在新药审评中作用愈发重要。从外资药企设立研发中心到本土Biotech、CRO公司崛起，生物统计部门成为核心之一。生物统计师职责越来越明确，参与临床试验全过程，确保科学性和可靠性。
加入ICH后，CDE的生物统计人员队伍也不断完善。为了更好地与国际接轨，CDE制定了一系列与生物统计相关的指导原则。这些指导原则不仅涵盖了临床试验设计、数据管理、统计分析等各个方面，还明确了生物统计在新药审评中的具体应用方法和要求。它们的出台，提高了我国新药审评的科学性和严谨性，也推动了我国生物统计学的规范化、标准化发展。
中国药物临床试验的快速发展，对生物统计提出更高要求。业界更加重视临床科学，临床药理、临床统计和药物警戒人才的培养，但优秀的人才仍然非常稀缺。
“对于初创公司而言，可能无需雇佣全职的顶尖统计师，要善于利用外部资源。” 谭凌实说，“但对于项目从多，具有相当规模的公司来说，建立一个全面且高水平的核心人才团队很重要。同时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为生物统计提供新机遇，使生物统计师能更深入优化方案设计，挖掘和分析数据，为新药研发提供有价值支持。”
谭凌实在担任辉瑞全球研发副总裁兼中国研发中心总经理期间，不仅领导辉瑞中国研发中心在上海、武汉等地建立了具有国际水平的研发团队，当时聘请了超过1000名研发人员，为辉瑞全球药物研发项目提供支持，还推动了辉瑞在肿瘤、心血管与代谢疾病、免疫与炎症、神经科学与疼痛、罕见病和疫苗等六大研发领域的探索。他们当年还与国内外多所顶尖学术机构建立了长期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开展药物开发研究及人才教育培训，在国际平台上培养了大批临床开发的本土人才。
坚持推动国际化战略
对于今天中国biotech公司的崛起，谭凌实感慨万千。“中国医药创新的英雄们已实实在在地改变了世界格局。”
对于中国新药开发的未来，谭凌实抱有乐观的信念。“然而，中国在全球临床研发方面当下的贡献与我们的潜力相比只是冰山一角。如果能充分发挥这一潜力，我们对全球的贡献将远远超过美国。”
谭凌实创办的CRO公司Caidya，一方面要帮助中国公司走向国际，另一方面要将国外的中小企业引入中国。因为创新的主要来源已经不再局限于像辉瑞、罗氏这样的大公司，而是更多地来自于中小公司。这些公司对来中国往往犹豫不决，需要帮助——这是他在公司自创立之初就明确的理念。
对于中国公司来说，融入全球生态系统非常重要。“中国的创新生态系统尚未完善，其中一个关键环节仍面临巨大挑战，即如何以合理的回报激励创新。医药创新及时融入全球生态系统中不失为明智之举。一般情况下全球开发是最优途径。 科学无国界，创新本就应该尽早惠及所有人群。”
在选择CEO时，全球化视野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为此，Caidya最近聘请的原DIA全球负责人Barbara Lopez Kunz女士担任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具有多元文化背景，同时对中国具有浓厚的兴趣，并高度认同全球化理念。
“我们将继续努力，在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临床研究服务，为中国公司走向国际舞台提供有力的支持，为海外的优秀企业来中国引路解惑。”谭凌实对中国生物医药行业的全球化征程充满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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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FDA归来，我如何参与CDE生物统计审评部门建设？| 遇见李宁
编辑 | 姚嘉
yao.jia@PharmaDJ.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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