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我们是第五次工业革命发源地与世界引擎

“当来自香港的冯文昌博士提出第五次工业革命时，作为香港人，我们有能力发起并引领生命科技的工业5.0革命。这既是对历史机遇的回应，也是对本书源自香港这一渊源的致敬。”香港生物医药创新协会会长卢毓琳教授在主持《第五次工业革命》新书发布会后，仍在思考着该书所引发的议题。

《第五次工业革命》一书作者、产业资深专家冯博士生于香港。18岁那年，他以香港人特有的勤奋、敏锐与改变命运的决心远赴美国。如今，年近65岁的他鬓发早已斑白，带着对“第五次工业革命”的前瞻思考，重返香港这片故土。

被誉为“香港生物科技之父”的卢毓琳自幼在北角长大，之后远赴海外求学与工作。上世纪80年代，他回到香港，成为某跨国企业开拓亚太市场的首位先行者。此后，他以香港为亚太区总部，积极推动产业发展，并立下振兴香港生物科技的宏愿。

过去数十年来，卢教授一直积极参与并推动香港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携手产业专家、企业家及战略家，共同助力香港交易所《上市规则》18A章的出台、参与推动成立“香港药物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中心（CMPR）”，并参与促成在香港设立第三所医学院等重要工作。

当他了解到由香港三联出版社发行的《第五次工业革命》18项前沿医学创新技术后，他率先提出：“工业革命5.0的理念应源自香港，香港可凭借其生命科技优势，结合内地的制药工程化实力，成为第五次工业革命的策源地，进而形成新的经济模式与产业生态集群。这不仅有利于香港、大湾区与中国的发展，也将对全球医疗健康事业作出重要贡献。”

在工业革命的宏大叙事中，几何级增长的创新技术影响深远，但卢毓琳更强调理解这些技术所承载的“工业革命”内核。他以苹果手机为例解释道：“一部iPhone的研发、生产到销售，能牵动全球超过500家上下游企业，构成一个完整的产业生态。这正是工业革命所引发的全产业链变革的具体体现。”

这一逻辑在半导体领域同样鲜明。以台积电为核心的产业链，向上延伸至材料与设备，向下覆盖设计、封装与测试，汇聚了全球上千家企业。它们围绕共同的技术标准紧密协作，形成了高度专业化、全球化的产业集群，深刻诠释了工业革命中的价值共创模式。

在医疗健康领域，这一模式再次得到验证。卢毓琳进一步推演：“若以AI诊断技术开发一款快速试剂盒，从算法开发、数据标注、生物材料、试剂生产、设备制造，到临床验证、注册审批与市场推广，整个链条将催生50至100家不同企业，形成全新产业集群。”

而承载工业5.0时代此类产业集群的理想之地，非粤港澳大湾区莫属。卢毓琳援引英伟达一项全球研究指出，该研究在评估了硅谷、波士顿、东京湾及长三角等全球创新区后得出结论：粤港澳大湾区是当前全球范围内基础科研、金融资本、临床资源、企业生态与完整供应链结合最为紧密的区域，拥有发展生命科学与医药研发的独特体系优势。“这为大湾区，尤其是香港，在工业5.0时代发挥引领作用提供了坚实基础。”他说。

基于此，卢毓琳呼吁：“香港应聚焦搭建跨境转化平台、完善临床研究体系、吸引全球资本，并积极推动CMPR的监管创新，从而将科研优势切实转化为产业动能，在第五次工业革命中确立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他强调，“这一进程应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共同迈向一个国家支持、全链条协同、可持续创新的工业5.0时代。”

回首过去一年，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经历了深刻转型。卢毓琳感慨地回忆起八年前率队参访中国台湾地区的情景：当时中国台湾地区一年获批的新药多达17项，而香港在药物监管方面尚缺乏审批能力和专业机构。时过境迁，如今中国开发的新药已约占全球研发管线的50%，全年跨境交易额突破千亿美元，标志着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的全面崛起。

冯文昌说，所谓第五次工业革命，是指在提高生产力的（前四次工业革命）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以人为本” 提高“个人生命力”的健康产业范式升级，前四次工业革命分别出现在英国、美国、德国等西方国家，第五次工业革命极有可能来源于全球生物医药创新中心的中国、大湾区和香港，这是历史的机遇和使命。

那么，在5.0工业革命即将来临之际，香港如何规划，让第五次工业革命的理想不仅停留于书面，而转化为切实可行的系统性部署，并成功推向全球？

 

毛冬蕾则通过名人案例，鼓励产业积极借助AI技术加速新药研发，让更多患者能早日受益。


圆桌讨论

卢毓琳：作为《第五次工业革命》一书的作者，您所定义的“工业5.0”究竟是什么？

冯文昌：

被选作第五次工业革命的技术，必定不会是当下内卷激烈、已趋成熟的技术，而是具有颠覆性和全创新特质的前沿医疗技术，如脑机接口、AIDD、再生医学、抗衰老技术等。它们并非对现有产业的简单优化，而是旨在重新定义健康的边界。尽管这些技术大多还处于早期阶段，但从长远来看，它们必将成为引发几何级数增长式变革的技术，最终实现亲民价格来普惠大众。

另外，部分技术如基因治疗、细胞疗法、抗癌疫苗等已存在多年，但因递送系统、编辑精度、生产工艺或安全性等瓶颈而停滞。如今，以AI为核心的数字技术浪潮，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重塑研发、生产与临床的全流程。这使得许多曾停滞的技术，迎来了重启并走向现实的重大机遇。

就如同最初DeepSeek未曾引起广泛关注，后来却带来了巨大震撼一样，这些新兴医疗技术都具有巨大的潜力。如果香港能提前布局，投入资源研发与应用推广，则有望使香港成为第五次工业革命的策源地。

要抓住这一机遇，香港需制定跨学科的人才战略，汇聚生物学、计算科学、工程学与临床医学的顶尖人才；通过聚焦这些未来核心科技，香港不仅能培育出引领全球的新兴产业集群，还能为人类健康贡献解决方案，从而在第五次工业革命中占据无可替代的战略制高点。

卢毓琳：作为香港生命科技投资协会会长，结合冯博士对工业5.0的阐释，您认为投资者在这一新时代中应当扮演什么角色？

柳达：

我曾写过两本书，其思想在于：我们正身处一个“生命科技时代”阶段。回顾过去百年，药物发展历经了两个重要阶段。第一个阶段，我们所用的药品与化学结构相关，无论是源自天然还是人工合成。第二个阶段则是生物技术（Biotech）时代，药物来源延展到各类生物体，像抗体等生物制剂不断涌现。

当下，我们正步入全新的生命科技阶段。前两个阶段侧重于药物的来源与材料，而如今的新范式是以人为本。这一点与第五次工业革命战略不谋而合，均强调“人”在科技发展中的核心地位。

几年前，《经济学人》刊载了一篇文章，提及人类寿命有望达到120岁甚至150岁。这一数字背后，是生命质量的概念，即人类在达到一定年龄后，依然能够保持健康状态。这与《第五次工业革命》抗衰老章节高度契合，凸显了第五次工业革命中与生命科技相关产业的价值。

回顾过去40年，全球创新成果的80%以上集中在两个领域。其一，是信息化产业。其二，是生命科技领域。从人类科技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新的科技突破鲜有出现。然而，在过去一二十年里，生命医药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景象，众多突破性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多么非常美好的时代。

卢毓琳：基于您在香港科技大学的深厚经验，香港的大学在工业5.0时代应承担怎样的角色？又该如何具体推动，以实现冯博士所阐述的工业5.0发展目标？

陈晋宇：

第五次工业革命时代背景下，香港的高校不只是一个知识生产者，更应成为生命科技创新的系统设计者，甚至是转化引擎。以前工业4.0是生产力提升，而冯博士说的第五次工业革命，是以人为中心，以生命健康为核心的科技变革。

在这个过程之中，香港的大学，特别是像香港科技大学是研究导向的国际化高等学府，应承担三个角色。第一，原始创新与跨界融合的策源地。香港的大学优势在于高度国际化的科研合作，无论在医学工程、AI材料、数据等都能和内地和全球接轨，还使用英文作为共同语言。5.0工业需要更新的土壤，大学应培育源头创新环境。

第二是从科研到产业转化的枢纽。工业5.0最大挑战不是缺技术，而是技术跨不过死亡的“峡谷”。因此，学术成果无论是工程化、产业化，香港的大学都需要发挥转化能力，降低前期创新风险，提升技术成熟度，对接内地庞大的临床与制造体系。我所在香港科技大学知识转移部门工作，转化率已经高达30%。

第三是成为制度创新和治理模式的主体。第五次工业革命不仅是一场技术革命，更是一场制度革命。生命科技领域涉及诸多复杂问题，如伦理、数据安全、人体干预、长寿研究及公平性等，作为监管部门，需要提前思考。

通过这样的努力，香港能成为中国创新医药走向世界的桥梁，用国际通行语言讲中国创新故事，让全球更好理解第五次工业革命。

卢毓琳：作为资深媒体专家，您认为应如何发挥媒体的作用，将工业革命5.0的理念有效传递给政府、产业与公众，推动全社会形成共识、推动这场以生命科技为核心的变革进程？

毛冬蕾：

我常用一个比喻，生命科学是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其上游汇聚第五次工业革命的源头创新技术，这些技术犹如源头活水；中游是漫长严格的研发与试验过程；下游是市场准入及药物可及，关系到创新成果能否真正满足临床需求。在河的左岸，是法规科学体系，为生命科学行业的有序发展划定了准则；河的右岸则是投资与资本市场，它为创新提供不可或缺的资金支持，推动生命科技向前。

正如卢会长所强调的，媒体肩负着重要使命。无论是对于第五次工业革命最新前沿技术的科普传播、政策法规与行业趋势的专业解读，还是挖掘科学家与创业者背后的故事、倾听患者的诉求，媒体都应发挥其桥梁作用，促进各方信息交流，互通有无。

在5.0工业革命时代，新闻媒体人要不断学习、提升自我，努力成为第五次工业革命中最新科技领域的专家。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专业科技信息的精准传递者，收集并上传下达从源头创新到中游研发、下游市场的声音，以客观、全面、深入的视角呈现5.0工业革命的全貌。

媒体应成为前行道路上的灯塔，照亮第五次工业革命科技创新的方向。通过媒体传播，让那些原本遥不可及的科学家能像香港影视明星般走进民众的视野，激发公众对科技创新的热情。

卢毓琳：工业5.0主旨是希望带来全世界人类的幸福和健康。如香港作为工业5.0时代理念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应如何发挥引领作用，推动全球一同迈入工业5.0时代，共同推动生物经济的发展？

冯文昌：

我在念MBA时，教授常常要求我们不要空谈，而要结合实际，提出实战案例和早期突破（Early Win）的例子。因此，如果香港希望确立自身作为第五次工业革命策源地的定位，并将这一概念推向全球，光喊口号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有实在的成功案例来证明香港具备成为工业5.0引领者的能力。

我生于香港、长于香港，深知这座城市的精神。香港人反应敏捷、思维迅捷（香港人俗称“转数快”），且勇于拼搏、敢于突破。这种特质，正是推动前沿医药创新所需的行动力与应变能力。基于此，香港能否以特有的效率与决断力，聚焦一批可以快速落地并具备重大影响的前沿技术，从而引领全球创新？

以AI为例，它能够帮助科研人员高效挖掘海量基因组数据，识别潜在治疗靶点与生物标志物，精准定位适用症，并分析哪些患者亚群最可能从创新疗法中获益。同时，AI还能够通过精准筛选患者，提高试验的效率与可靠性。传统的临床试验往往需要漫长周期才能积累足够的数据，而香港若能推动创新的1-2 期临床试验或IIT模式，将能够更快获得早期临床证据。

通过实时监测受试者反应、自动化数据分析与动态反馈，AI技术有望大幅缩短临床研究周期，并及时调整研发方向。借助AI赋能，香港能够突破传统研发的瓶颈，加速医疗创新的进程；打造出若干成功的企业案例，打破传统新药研发十年、十亿美元的魔咒，向世界证明，香港不仅是金融中心，更是第五次工业革命生命科技的策源地。届时，香港必将如DeepSeek在AI领域所带来的震撼一样，让世界为之瞩目。

柳达：

撰写第一本书时，我曾思考一个问题：为何在过去几年间，中国生物医药领域能蓬勃发展？我认为，这与国家经济实力以及资本投入密切相关。正是强大的经济实力，让中国生物医药领域走到了今天。截至去年年底，约有超过80家生物技术公司在香港成功IPO。要推动第五次工业革命，国家和民间资本的持续支持十分关键。而傲居亚洲第一的资本市场，正是香港的最大优势所在。

陈晋宇：

在生命科技领域，香港长期扮演“超级联系人”的角色。然而，如果我们一直维持这种模式，很快就会被时代淘汰。在工业 5.0 时代，香港不应仅强调链接作用，而不参与价值共创。我们不能仅仅充当展示窗口（window shop），只做表面功夫，却不深入自己做研发和转化，不想承担任何风险与责任。

我认为，香港无需、现在不必、未来也不必成为生物科技的主导者，毕竟香港市场有限。工业5.0应由香港主动定义规则、搭建专属舞台，并示范发展路径。工业5.0是一场以生命为核心，跨越科技、国界与制度的长期转型。香港的引领方式应是软引领，而非硬性输出。从基础科研来看，香港的大学能否在突破式创新方面更进一步，值得深入探讨。

毛冬蕾：

美国FDA历经百年发展，奠定了其在全球监管机构中的权威地位。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通过近十年的深化改革，实现了全面跨越与国际化提升。在第五次工业革命时代，香港CMPR能否如几何级数爆发创新般，建立像FDA和国家药监局的快速审批、AI审批以及以临床适应症为导向的政策体系，尤其在重点新技术领域制定并推动相关政策。

例如，是否可将祖国的如 CAR-T再生医疗产品通过“1+”模式引入香港，推动其在东南亚地区实现互认，进而通过几年的战略部署而声名远扬，使香港CMPR成为与FDA平起平坐的权威监管机构、引领5.0创新的力量？工业5.0的目标宏大高远，但可通过一项项科学研究，一个个具体申报项目，逐步积累，最终实现理想。

现场热心观众，来自香港的资深自媒体人Sherman也第一时间制作了6分钟视频，感叹道：“香港这座城市真正价值，从来不在于它有多大，而在于能否用制度创新、资本优势和国际视野，在关键时刻为全球性难题提供可行解决方案。香港可以提出更有温度和深度的问题。”

现场精彩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