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踏足高校me only创新这个“无人区”｜遇见包骏

璞源创新创始及管理合伙人 包骏

研发客：中国的新药资产已占据全球的1/3，正从me too迈向First in class。在这一背景下，您新成立的Apuri BioVenture却选择专注于投资高校的me only原始创新。这通常是由国家科研资金支持的领域。请问您为何敢于投向这些风险极高的早期项目？您是怎么考虑的？

包骏：

这并非一夜之间冒出的想法。其实我的另两位合伙人张建和叶锋比我更早关注早期项目，因为他们一直参与早期投资工作。他们也是我多年前在中科院的师兄弟。

最近，我们觉得中国的创新要上一个台阶了。现在看到的交易很多，但实事求是地讲，百分之八九十都不能算真正的创新。目前中国制药创新的强项仍在于生物工程。说到靶点创新，中国其实是有潜力的。从科研文章的发表、专利数量来看，中国一直在上升，但这么多年观察下来，我发现转化做得其实比较失败。举个例子，现在做成BD交易的，没有一个项目是从院校出来的。这说明一个问题：知识产权的转化程度在学校层面还差得很远，几乎没有来自高校的成果。

这恰恰是早期创业中的“七大陷阱”之一：开始如果错了，后面很难翻盘。很多高校老师用科研经费做出了成果，却在论文发表前忽视了关键的专利布局。目前的技术转化办公室专业能力有限，与产业需求脱节，这个环节在中国始终没有真正打通。也正因如此，当我们启动Apuri BioVenture时，吸引了许多大基金的关注，他们看到了一个清晰的入口：只要把源头转化的问题解决好，后续的投资就顺理成章了。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觉得不能靠学校、不能靠机构，需要一种全新机制，我们称之为“company formation”，即创建公司。最终的目的是要在知识产权公布和发表文章之前，先把知识产权工作做好。我们会作为科学家的联合创始人参与其中，而不完全是投资人。我们有很大一部分投资用来帮助高校老师把知识产权工作和转化做好，这笔钱用来找最专业的律师，用7万~10万美金把知识产权的事情处理好。

研发客：您为什么看好高校在原始科研上扮演的角色？现在MNC也有很强的科学团队，Biotech也很灵活创新，为什么您还这么看好高校？

包骏：

我们先不谈MNC的研发创新能力。Biotech来做真正的0到1创新是很难的，因为0到1意味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和冒险。Biotech的资源有限，从成立那天起，目标就很明确，不允许做太多发散式的创新。投资人的钱放进去，12个月、18个月、24个月必须达到某个里程碑，流程很受限制的。作为Biotech的CEO和研发人员，工作是以执行为驱动。而大公司在早期研发时执行效率没那么高，因此需要全球搜罗可以BD的产品交易。

早期研发绝大多数是在高校和研究所出现，好奇心的产生一定发生在学校里。我们希望给教授更多空间。虽然MNC也经常和某个实验室建立特别关系，但MNC的科学家比较强势，高校教授也比较强势，MNC不会像我们这样在早期具体做服务工作，所以合作结果一般。

研发客：除了IP，还有什么特别重要但高校目前无法解决的问题，而你们的机制能特别帮助转化？

包骏：

是对产业的理解。无论什么技术或技术平台，最终都要落到产品上，而不只是为了发文章。产品适应症怎么选？市场怎么考虑？执行计划怎么定？这些对科学家来说很难。以前科学家创业，就是科学家亲自带着学生下场。而我们不希望他亲自下场，我们希望科学家永远是科学家，专注在科研。这时需要有人参与公司创建，对接政府事务，注册公司，找投资，找场地，招聘人员。我们三个Apuri BioVenture的合伙人会临时充当CEO的角色。当然，我们也不是三头六臂，我们会通过一些venture partner，再通过一些CRO来做事。

我们投入的是种子轮资金，通常一个项目投两三百万美金就足够了，之后就是A轮融资。我们的回报不像通常的VC那样靠投资回报，所以更像是联合创始人的角色。我们也不领取工资，而是作为联合创始人，和科学创始人有着一样的创始股权。

研发客：业界觉得包总的眼光和战略都很好，但大家也很担心，早期项目风险还是很大的。您怎么规避？

包骏：

风险是无法规避的，永远都规避不了。但我们首先门槛非常高。既然我们做中国创新，me only是很难得的。

给你举一个天马行空的例子，有一个项目，用一种新技术，只需要1-2滴血浆的量，就能检测到几乎所有疾病。发明这项技术的科学家一开始完全没想到要做检测。他是个发育生物学家，研究发育过程，关注的是细胞从哪来、到哪去。他发明了一种方法，用在哺乳动物上做细胞溯源。这项技术是原创的，可以追溯小鼠从受精卵到胚胎每一个细胞的发育谱系。起初，这纯粹是学术界的趣味探索。后来他想，既然能在哺乳动物身上实现溯源，那如果用在人身上，就能知道脱落在血液里的细胞碎片信号究竟来自肝、肺还是心脏。这样就不用取肝组织或肺组织，只用血液样本就能知道结果。

我们介入的时候，科学家已经做了两万个人的样本，科学做得很深入，我的合伙人跟踪这个技术已经多年了，该技术在血浆诊断的应用将在3月的《自然》（Nature）杂志上发表。在发表之前，我们就投资和孵化这个教授的项目，把知识产权的事情弄好，把公司建起来，然后稳妥地发表文章。

研发客：有哪些方向领域，比如ADC、CGT？

包骏：

我们不限制看什么。很有意思的是，现在很多原创不是肿瘤项目，而是一些代谢、慢病、大健康领域非常创新的东西。

怎么保证它是全球创新？一开始看到这个技术，要做一定分析：技术新在什么地方？技术有没有应用的可能性？必须在申请专利之前做分析。

有些做疗法的，我们去看靶点。在中国，靶点卷得很厉害，一公布就很多人一拥而上。看到有意思的靶点时，也需要科学家配合我们，让他再等一等，等到了lead compound，甚至到了PCC时再发表，这样我们至少先行了一两年。这时科学家一定要配合。他好不容易发现新东西，急急忙忙要去发表，但制药公司不是这样，不拿到化合物，而且不做到一定程度是不会发文章的。这些理念得给他们多灌输。

研发客：我最近走访了一些高等院校，发现大家非常关注产学研和高校成果转化，各个学校也都在建立相关机制。但有一个问题，学校和教授之间，比如知识产权归属、股权分配等，往往有些纠缠不清。您未来希望孵化早期的高校创业公司，在机制和生态建设方面，您有哪些改进的想法？

包骏：

首先，我非常感谢学校为教授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土壤”。但在这件事上，我们希望通过license或其他协议，将技术从校方转让到公司，从而在公司层面上能给教授更大独立自主的空间，便于更灵活地开展运营。学校在知识产权的管理、参股上，我们都希望能尽量简化，不希望学校参与公司的股权，因为对后续融资是个较大障碍。学校的贡献可以通过技术转让协议有偿解决。我觉得早期就要把利益分配清楚就行。从某种程度上，发明人的继续参与已经代表了校方深度参与。

我们成立了小基金池专门用来做技术转让。所以我们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机构，不是以投资为目标，但需要投小额资金，这笔资金和任何风险资金一样，投入公司是占股份的，和我们拿的创始人的份额不一样。

研发客：高校专家教授一方面觉得创新搞公司很吸引人，但另一方面，让他们全身心投入创业，当CEO或首席科学家，又舍不得教授的职称，而且觉得创新有风险，万一公司失败了还能回学校吗？面对这样的专家，您怎么解决？

包骏：

面对这样的教授，我们正好提供了一个安全的港湾。我们不需要他出来做公司，他只需要作为科学创始人，像美国模式一样，在技术上配合。我们用更专业的人运营公司。他只要和我们合作，在开始的时候把公司建起来，这对他来说很有吸引力。他从一开始就是大股东，当然之后会和大家一起被稀释，但大概率他还是公司最大的个人股东。

这里必须要注意，他不能把公司当提款机，学校和公司都是全职，把公司当着实验室来运营。他绝对不能这样，一旦提出这种要求，我们就不合作了。一般像联合创始人，我们会让他拿大部分，通常我们需要不少于25%的股份，科学创始人股份通常在50%左右。接下来大家一起被稀释，他从50%左右开始稀释，到最后还是最大个人股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帮他避免很多融资过程的坑，让他利益最大化并合理逐步增长。

我听说香港就有这个问题：发明一出来，土豪一下子砸钱上去，成了大股东，账面上估值好几个亿，科学家也很高兴。但这样公司很难往下做，因为估值很高，而且有一家绝对控制的投资人，下一轮的人通常不愿意进来。我们一开始不需要估值那么高，不需要融那么多。一点一点通过数据把估值做上去，帮科学家一步步找到最好的投资人。我们考虑问题更细致，整个机制流程都理清楚，完全按照产业规律来做。

研发客：建立这样的机制，不是只服务一个教授或只孵化一个公司。您作为新孵化公司的CEO，具体会怎么做？

包骏：

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如果项目增多，我希望紧密跟踪初创期（1-2年），然后精力再转到其他项目，当然也会持续支持所有项目。我们挑选门槛这么高，1-2年有1个项目就不错了。

研发客：所以您还是会亲自参与。您会孵化到哪个阶段？

包骏：

我们有两个想法。目前我们三个人轮流做CEO。我们一般希望孵化到融A轮时就放手了。还有一种做法，就像你提到的，在company formation阶段，我可能去找一些有理想、有公司运营经验的年轻人，比如某些公司的VP，让他一开始就参与，这样他至少能负责项目运营。这就等于给公司准备了一个CSO、COO或者CEO ，到A轮时他做得好可以升任C字头高管。

研发客：我个人觉得，一些重要的教授、重要的项目，还是得您一开始亲力亲为。尤其做出一个模板后，再慢慢放手，大家还是信任您。

包骏：

我们需要亲自做。当然，我希望通过我们还能带一批年轻人出来，更多人持续我们这个模式。

研发客：这个模式在美国是不是也比较成熟？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以借鉴？

包骏：

有，但也不是很多。我们最近和美国投资机构交流，也就那么几家公司做早期。他们反映，美国教授和中国教授一样，都有性格。教授专注、固执，这种固执才能有发明，对科研坚持有利有弊。但这些弊不能带到公司来。公司需要项目的执行，需要教授配合，有时还得教育他。美国下面的团队支持比较多，因为美国基金的经理不会专门做这个，都是大基金下面养一个科学家团队，包括做实验、做临床。这需要比较大的基金配置。但我们目前还需要与外部合作。

研发客：您在微信群里提到，这是您职业生涯的分水岭。您在行业里非常资深，做过创新药、投资、交易。已经财务自由了，为什么在人生这个阶段，还把精力放在这么高风险、没人尝试的方向上？

包骏：

我对现金目前没有太多要求，所以不需要去做基金。做基金一年只投一两个项目，每个只投四五百万，从现金上是不可能维持的。我们三个合伙人年龄都差不多，不依赖基金回报来维持生活。我们现在先用自己的钱做，也会去募资，但不太会用传统基金方式。因为传统基金有LP，LP一定有很多诉求，最大诉求是对研发里程碑有时间要求。但这么创新的东西，没办法按时间表走。

为什么做这件事？我们觉得挺好玩，也是为了病人。比如刚才说的检测项目，将来真要成功，会改变你我的生活。两滴血，成本也很低，现在是500人民币测一个样本，我们将来能降到一两百肯定没问题。希望将来它就是体检一部分。

研发客：您刚才说到Biotech是里程碑驱动的流程。难道对教授没有时间、财务、产品上的要求吗？就让他天马行空？

包骏：

不会。他在我们介入之前是天马行空的。我们不刻意去孵化，我们没法控制他的天马行空，也不想去控制。我们和教授建立关系，会在边上看着，和他做朋友、沟通。等他要创业时，希望和我们合作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介入。一旦开始做，实际上就有点像往Biotech方向走了。

研发客：结合您多年在投资、BD、做药领域的经验，您看到西方依然对中国资产热度不减。在您心目中，中国创新的愿景和蓝图是什么？中国在全球创新药的地位会怎样？

包骏：

最近很多人问中国公司能不能成为MNC。我觉得比较难。包括美国的Biotech，一开始想做成伟大的Biotech，就要保持Biotech的特质。即便成为MNC也是极少数，靠多个产品靠并购。目前的大部分Biotech公司只有几个产品管线，产生几个交易，很难变成商业化的制药公司。一定要有几个拳头产品，在资本市场上非常成功，因为不可能靠一两个产品成为MNC。而且每一步都不能出错，所以较难。我觉得这不应该是大部分start-up公司模仿的模式，做不到的事情去努力没有意义。

研发客：但我也听到一种说法是，中国的Biotech现在成为跨国公司的CRO。

包骏：

你要拿中国公司和波士顿、湾区的Biotech比，有没有比他们差？得到的value有没有比他们低？现在看来是低一些。同样阶段的美国公司上市估值肯定比香港上市高，这是有原因的。中国公司为什么不能在纳斯达克上市？这是一个重要突破点。等很多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才能说明全球资本市场把中国Biotech放在同等地位上。至于BD，在波士顿的公司也一样license out，之后继续做创新，没有做服务。

从全人类角度看，药物是造福全人类的。中国为什么非要那么在乎药是美国人做的还是中国人做的？美国人都不在乎药是中国来的。只要在创造过程中，我们的劳动成果得到了认可，这就是了不起的事情。中国企业要发展，除了产品走出去，还要走到美国资本市场上市，需要美国投资人对公司和产品的认可，还要留下一部分全球权益。如果中国把海外权益都license出去，就很难得到认可。我建议中国公司还是要加入全球市场。

研发客：我觉得我们在全球合作上，心态要平静，不要一下子说要卖青苗，一下又说当螺丝钉。只要能参与人类健康，每种模式百花齐放就好，不用加入太多其他因素。

包骏：

我做药时记得老板说过一句话：做药已经很难了，不要考虑太多不相关的东西。例如，药的价格、在哪儿卖。最重要的是，怎么以最省钱、最有效的方式尽快开发出来手头仅有的几个管线，怎么增加probability of success。这是Biotech最该关注的。license out，我们实话说，中国公司融资难，进医保新药卖不了多少钱，正好海外权益卖给美国拿回来补贴公司，岂不是很好？

研发客：中国公司了不起，是鲤鱼跳龙门。多少公司才跑出一两家黑马，肯定要前赴后继才能吃到最后一块饼。

包骏：

你每看到一个谈成的deal，下面就有十个二十个没谈成的。最后最强的才跳出来，其他都是牺牲的。最近荣昌的交易做成功了，其他两家就没戏了。市场就这么残酷。

研发客：感谢包总，非常佩服您一直在这个领域坚持这么多年，做了这么多好的交易，现在又孵化早期科研。希望中国未来的创新能有0到1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