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不但要有CMPR，更要有自己强大的临床试验网络和能力。把海外和内地的医疗创新项目通过临床试验带到香港，让CMPR通过本土具体的试验项目真正练兵和成长。”因此，当香港科技大学获批筹建第三所医学院的消息传来时，正在该校药品监管事务及政策硕士项目（MSc in Drug Regulatory Affairs and Policy, DRAP）担任访问教授的鲍靖，难掩内心的激动。“我期待未来在港科大能建设一所类似美国NIH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那样高水平的临床和转化研究院，真正推动科学发现走向病人。”
此时的她，职业履历横跨临床医学、基础研究、NIH科研与科研管理、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网络建设、生物医药产业与风险投资。在事业成熟之际，却在香港生物医药创新协会卢毓琳教授和香港科技大学的詹华強（Karl Tsim）教授的建议和鼓励下，在和DRAP主任谭新荣（Sunny Tam）教授交流了3个小时后，欣然接受了他们的邀请，作为DRAP的访问教授，并从事药物临床试验等课程教学。
鲍靖教授与香港生物科技之父卢毓琳教授。
除了CMPR更要有强大的临床试验网络和能力
“卢毓琳教授曾向我多次强调香港即将成立的CMPR的時代使命，逐步建立与美国FDA、EMA、NMPA等国际权威药监机构比肩的话语权，具有权威专业与国际影响力。”不过，鲍靖教授认为，这并非一蹴而就，从人才培育开始，到制度设计、国际协作、审评能力和制度建设，最终目标是建立一套科学、高效、透明的监管体系，加速创新疗法上市。
因此，在香港建设高水平的药品监管科学人才、生物医药创业人才培养体系，是支撑香港本地生物医药创新可持续发展、提升区域监管影响力的关键一步, 而DRAP项目的设立恰逢其时。为此，她受邀担任香港科技大学DRAP的导师。
她高度评价该项目的定位与设计：“DRAP是这一长征的重要起点，它通过融合前沿科学、法规政策与真实案例的教学，我们希望能塑造一批兼具科学严谨性、审评洞察力与国际视野的监管科学领军者与执行者。”鲍靖教授说。
鲍靖教授与DRAP项目主管詹华強教授（右二）和项目主任谭新荣教授（左二）。
除了培养学生，鲍靖教授更希望看到在香港科技大学的医学院能建立一所国际一流的临床研究中心。她说，实现CMPR成为全球权威监管机构这一愿景科学根基是临床研究，因为没有强大的本土临床研究能力的监管机构，将缺乏真正引领所需的必要性和权威性。最终目标是使香港成为一个以其科学贡献加强全球健康合作，赢得权威地位的值得信赖的伙伴。
早在2023年10月，香港卫生署署长卢宠茂教授在香港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会议上提出的为CMPR设定的“十年建至FDA/EMA水平”的目标“大胆而必要”，但鲍靖教授认为，“监管机构的权威性不能孤立存在”。FDA的信誉根植于NIH和其所支持的全球临床试验生态系统，“要让CMPR成功，香港不仅要能评估临床证据，更要能够产生临床研究数据”。
为此，她提出作为第三所医学院，在香港科技大学建立临床研究中心，作为驱动CMPR的“科学引擎”，并遵循“先凝聚，后引领”（First gather , then lead）的理念。“这一理念始于谦逊与合作，需系统性地凝聚知识、人才、网络和循证医学证据，旨在成为受重视的合作伙伴，通过香港的科学贡献加强全球健康研究合作。
鲍靖教授在加盟香港科技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后，向校长叶玉如教授详细介绍了自己在NIH的履历与教学理念，并获得叶校长的充分肯定。图为她与叶玉如教授（图中）、詹华强教授的合影。
鲍靖教授认为，香港科技大学的临床研究中心与CMPR使命具有战略互补性，将直接助力香港实现从“跟随者”向“规则制定者”的关键转型。尽管香港目前已有43家医院具备临床试验能力，且2025年成立的大湾区临床试验中心也为区域协作奠定了重要基础，但港科大的临床研究中心仍具有更为独特的意义。其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这是一座全新筹建的研究中心，可从零构建前沿临床试验体系；第二，中心背靠香港科技大学的科研优势与跨学科平台，具备强大的学术支撑与转化能力；第三，中心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驱动，有望引领智能化、精准化的临床试验新范式。
因此，港科大的临床研究中心不仅是对现有体系的补充，更是香港迈向全球医疗创新高地的重要战略支点。通过开展高质量本土试验，既能“为CMPR提供所需证据”，又能“向FDA/EMA证明香港的标准是科学严谨的”，从而帮助CMPR确立其全球监管体系中的桥梁与权威地位。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多方面协作。为此，她将积极与NIH、医药企业及高校等机构合作，推动人才交流与培养项目。
鲍靖教授亦十分享受香港将军澳的便利、亲切且富有国际化氛围的生活环境。在这里，她向我讲述了自己作为一名临床医生，从南京到NIH、再到香港，始终心系患者的心路历程。
童年梦想：从文学梦想到医学坚守
鲍靖出生于一个教师家庭，父母都是小学老师。1977年高考恢复，怀揣着文学梦想的她投身其中，终于成功考入大学。填报志愿时，她内心满是对文科的向往，儿时读过的《简·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小说，让她折服于伟大作家对人类心灵的塑造，曾立志成为一名作家。然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父母深知学文的风险，希望她能选择一条更稳妥和专业的道路。最终，她听从了父母的建议，踏入了南京铁道医学院（现东南大学医学院）的大门。
初入大学时，年仅16岁的鲍靖梳着两条马尾辫，一双明亮的大眼睛映着青春的光彩。作为全年级高考分数最高的学生之一，她却要坐在解剖室里面学习和背诵人体结构。 每天下课后，她总是第一时间奔向图书馆，沉浸在浪漫小说的世界里。
但医学最终留住了她，并成为她毕生所爱。因为她逐渐意识到，医生与作家并非对立的角色，一个用科学治愈身体，一个用文字慰藉心灵；而真正优秀的医生，理应同时理解疾病与人性。
在繁忙的科研与管理工作之外，鲍靖还记录跨文化生活与育儿经验。她先后在上海、南京出版两本著作，旨在鼓励职业女性成长，尤其帮助单亲母亲面对育儿与职业发展的现实挑战。“不少年轻女性告诉我，读完书后，她们对职业选择、家庭角色和孩子教育有了新的理解。”
鲍靖和女儿。女儿目前是美国急症科医生。
“许多年轻女性告诉我，读完书后，她们对职业选择、家庭角色以及孩子的教育方式，都有了新的理解与勇气。”她这样说道。
她从未以作家自居，却以文字承担起另一种人生责任。
结核病：临床实践与职业使命的起点
大学毕业后，鲍靖被分配到天津，先后在天津铁路结核病防治院及珠海结核病防治机构工作。不到三十岁，她已成长为病房主任，承担起重症结核病患者的临床救治重任。
结核病并非偶然进入她的人生。
在她的英文博客（https://jingbaomd.wordpress.com/）中，鲍靖曾回忆起一段童年时期刻骨铭心的经历：十八岁的姑姑在一个深夜突发大咯血，被紧急送往医院，最终被确诊为结核病。昏暗的灯光下，鲜血、恐惧与家人的无助深深烙印在她的记忆中，也第一次让她直面疾病的残酷。
“我并非主动选择在结核病院做医生，我们那个年代也没有选择的权利，”她后来这样回忆，“但我很快爱上了那所安静的医院和奋斗在结核病前线的医生护士，也爱上了那些最需要被照料的病人。”
十八世纪古典画像中描绘的美丽的结核病患者（摘自鲍靖英文博客）
在天津和珠海工作的9年间，鲍靖从一名住院医师，成长为病房主治医师，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副主任医师之一。她带领一批年轻的医生和护士，长期奋战在结核病重症救治一线。大咯血是结核病最致命的并发症之一，许多患者在短时间内面临生死考验。一次次抢救中，她和同事们常常从死亡线上将病人拉回。
抢救结束后，她的白大褂，甚至里面的衣服，常常被鲜血浸透。但只要病人脱离危险，那种从死亡边缘挽回生命的成就感，便足以抵消所有疲惫与风险。
在鲍靖看来，结核病是一种长期被忽视、却对全球公共健康具有深远影响的疾病。而那些日复一日坚守在传染病病房、甘愿承担职业风险的医生和护士，“是这个医学体系中最美丽、也最崇高的一群人”。
基层实践：传染病控制与全球健康意识觉醒
1992年，正值中国改革开放推进之际，鲍靖调任珠海市卫生系统，进入珠海市卫生局工作。彼时的珠海，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城市之一，在短短十余年间，从一个边缘化的小渔村，逐步发展成为一座现代化的港口城市。然而，人口的快速流动、外来务工人群的持续涌入，使珠海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结核病等传染病防控压力的急剧上升。当时，鲍靖回忆，珠海的医疗资源仍然有限，医院体系尚不具备系统收治重症结核病患者、尤其是开放性和高度传染性结核病患者的能力。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鲍靖被任命为结核病病房主任，负责将原有结核病防治所三楼改建为规范化住院病房，专门收治开放性结核病、耐药结核病及合并严重基础疾病的重症患者，包括合并肺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等复杂病例。
这一任务，远不止于临床诊疗本身。她需要从零开始，参与病房整体规划与功能设计，统筹医疗设备和关键仪器的采购，制定感染控制流程，建立医护人员培训体系，并招聘和组建一支能够长期在高风险环境中工作的医生、护士及后勤团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她和她招聘的医生伙伴们几乎以病房为家，将全部精力投入到这一体系的搭建之中，不得不将年幼的女儿交由父母照顾。
这段经历，让鲍靖第一次真正站在“医疗体系建设者”和“公共卫生实践者”的位置上。她体会到，传染病并非单一患者的医学问题，而是与社会结构、人口流动、医疗资源配置、制度设计和治理能力密切相关的系统性挑战。有效的传染病控制，不仅关乎个体生命的救治，更是城市安全、社会稳定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正是在珠海的基层实践中，她逐步形成了一个认知：传染病防控是一项典型的全球健康议题，其应对之道，必须超越单点医疗行为，依托制度、科学证据与跨区域协作。
这一认识，为她后来投身国际临床研究、公共卫生政策与全球健康事业，奠定了现实的基础。
远赴以色列深造：从中国医生到国际学者
在珠海工作期间，鲍靖凭借自身努力和对英语的热爱，在广州的医生考试中取得了名列前茅的优异成绩。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公园英语角，她结识了一位伊郎老师Ruvanda，这个美丽的伊郎老师对以色列的美好的描述，让她对这个国家产生了强烈的好奇。
1992年，以色列与中国建交，邀请中国专家参加他们的国际医学高峰论坛。广东省卫生厅因鲍靖的英语能力和专业背景，成为这次论坛的唯一中国代表。一共有28个参加者代表了27个国家。作为唯一的中国代表，她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被标上了中国的符号，她也不失时机的向大家介绍她美丽的祖国，那里生活的人民，和她在中国医生同事和她的病人。
这次以色列之行，彻底改变了鲍靖的人生轨迹。会议结束后，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医学院校长Shraga Segal教授向她发出了攻读博士学位的邀请。经过深思熟虑，她决定接受邀请，前往以色列深造。
初到以色列，鲍靖将年仅八岁的女儿留在国内，只因当时以色列局势尚存动荡。在以色列，她师从两位全球知名的以色列癌症研究专家，从结核病医生转向分子生物学与免疫学领域。六年的博士生涯，她夜以继日的在知识的海洋中学习，从一名中国医生逐渐成长为国际学者。“这段难忘的经历不仅拓宽了我的学术视野，也为我未来的科研临床道路奠定了基础。”她说。
2002年4月，她从闻名的世界的顶尖科研机构之一的魏茨曼研究院（Weizmann Institute of Science） 获得了博士学位。
原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作为于2001年11月对以色列进行了访问。访问期间，他与以色列总统、总理及工商科技部长等官员会面，重点探讨高科技合作，特别是配合香港推动数码港、硅港等科技发展计划的战略方向。董建华一行访问魏茨曼研究所，这是香港行政长官首次正式到访该机构。代表团与研究所主席Haim Harari教授、时任院长Ilan Chet教授及多名首席科学家举行会谈，重点考察生物医药、纳米技术和计算机科学领域。期间，董建华接见了以色列华人医学科学家唯一的代表鲍靖教授。
鲍靖教授向董建华一行汇报华人科学医学家在以色列的工作和科研情况。
博士毕业后，凭借优异的成绩，和以色列Weizmann 科学研究院在全球卓越的地位，除了NIH外， 她收到了美国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 美国德州安德森癌症研究所这些顶尖学府的录用通知。为了女儿，她选择前往美国NIH，在那里开启了长达十六年的科研和科研管理生涯。起初两年，她专注于实验室研究，随后转向科研项目管理。NIH作为全球最大的医疗研究机构（注释： 不是之一， 而是最大），每年大约500亿美元的研究经费，为科研创新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她说：“NIH能让基础科学的种子生根发芽，这意味着从实验室发现到新药诞生的整个过程，都在NIH的系统性设计之下。”
为了实现“从实验室到病床”，NIH构建了多层次的支持体系。在她看来，NIH最宝贵的是它的科研经费的申报和管理体系。“研究者形成了共通风格，严谨、细致，专注于益于长期的项目，让科学家能沉下心来挑战疾病发生的原理和如何战胜他们。” 这种专注精神让她感触颇深：“比如我的一位七十多岁的资深PI Connie。她对每个项目的细节都如数家珍，从试验设计、研究结果到不良反应。在讨论会上，她随手引用数月前的试验数据，对项目风险与机遇有着清醒洞察。”
心系祖国：全球项目中的中国贡献
在NIH的科研生涯中，鲍靖参与了部分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项目，其中艾滋病和结核病的研究尤为突出。自1981年艾滋病被发现以来，通过临床试验网络建设和项目研究，如今已拥有众多治疗药物和预防手段。鲍靖参与了这些项目，见证了科研工作者为攻克艾滋病所付出的努力。
图为鲍靖教授返回NIH探望其上级主管、美国著名乳腺癌专家及临床研究者Stan Lipkowitz教授时留影。
在领导和参与全球科研项目中，她始终心系祖国。
当时，全球结核病的研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而美国的结核病人很少。临床试验必定要在病人聚积的地方进行。在NIH工作期间，鲍靖与部门领导共同努力，在中国主导和协助建立了一个由17家三甲医院组成的结核病临床试验网络建设，为全球结核病的临床研究做出了中国的贡献。
近期，在一个全球肝癌治疗研究项目中，由于肝癌在亚洲的发病率远远高于欧美，她在公司的董事会上提出需在亚洲开展临床试验。但美国的专家对亚洲情况了解有限，且担心数据难以跨境传递。鲍靖凭借对在香港临床试验的熟悉和经验，向公司董事会建议了具体的实施方案，并亲自在香港为该项目寻找和联系资深专家。她深知，香港作为国际化都市，与国际的数据交流顺畅，且能代表亚洲部分地区的疾病特征。最终，在她的推动下，香港的医院将会成为这个全球创新项目的试验点之一。就像她多年前的Vision 一样，使中国在全球多中心临床试验中，实现跟随、同步、赶超的战略目标。
落子港科大：回归临床医者的圆满梦想
回顾自己的医学之路，鲍靖说，她从国内出发，怀揣对医学的热爱与对知识的渴望，远渡重洋，在以色列和美国学习全球顶尖的医学理念与技术。如今，卓有成效的她选择了香港作为新起点。尽管多年来主要从事临床研究，全球项目管理，和风险投资工作，但她始终未曾忘记自己作为医者的使命。
“通过严谨设计的临床试验，为病人找到更新和更好的治疗方案，减轻他们的疾苦，是我最大的欣慰。 如果能把我这些年在全球最权威/最大的医学中心学到的经验带到香港，为香港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的临床研究最重要基地，那我的人生就画上圆满句号了。”鲍靖说。
鲍靖教授在国内产业界讲课。
从NIH到香港科技大学、医生、科学家、科学基金管理者、风险投资人，尽管岗位不一，但她始终怀着以毕生所学推动临床转化研究的愿景，期盼为更多患者带来治愈疾病的手段和希望。因为她心底从未忘记的，是那些美丽而贫困的结核病患者。
遇见“香港5.0工业革命”系列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