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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依然惦记那万亿市场的公平|遇见熊先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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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说创新主要取决于资金投入,但我认为,创新与资金的关系其实没有那么大。创新真正依赖的是什么?是人才、理念和政策环境。近年来中国医药创新投入之所以大幅增加,恰恰得益于谈判制度对创新产品的市场认可。”熊先军说。

 

五月的北京,春意盎然,熊先军在顺义自家小院里搭建的温室,是另一番天地。这里光线充足,温度适宜,各色花卉和绿植长得正盛。从国家医保局退休后的熊先军穿着一身舒适的运动装,手里夹着他喜欢的电子烟,在雾气与花香的交织中,他不再是那个在谈判桌上杀伐决断的砍价高手,更像是一位悠然自得的园丁。

 

熊先军在顺义亲手打造的花园

 

然而,当我走近他、与他相谈,发现他从未停止思考社会公平和生命价值。他心里惦记的,是那些无药可治、有药没进医保、进了医保仍支付不起的罕见病患者群体,是他镜头下曾反复捕捉的“生命的斗士”。

 

“虽然我国的GDP已位居全球第二,但是我们国家很多人还是很穷困,这种完全由高投入、高回报驱动的药品创新模式一定要改变。”熊先军说。尽管离开行政决策一线,他依然在与一个宏大的命题博弈:在资本逐利的全球医药市场中,如何为14亿人的生命健康建立一套公平规则?

 

要理解他此刻的执念,或许需要回到中国医保制度走过的路。熊先军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回顾,中国的医疗保障制度起步于1998年的职工医保改革,到2010年才初步构建起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框架。在那之后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医保的角色更像是一个被动的“费用分担者”。

 

“病人看病花了钱,医保按比例报销一部分。企业对于医保目录的关注,远比对于价格的关注要大得多。直到2018年国家医保局成立,这一切才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医疗保险开始以强大的购买者身份,介入药品与医疗服务市场,在价值塑造中扮演起关键角色。”熊先军说。

 

正是这一转变,让熊先军和他的同事们站到了改革的风口浪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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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医保局视角看“药谈”|遇见熊先军

 

一场关于“假如没有美国”的激辩

 

现在,除了在北京大学和协和医学院教书,熊先军从2021年开始,他走遍全国十多个省份,寻访了上百位罕见病患者。在他的镜头下,那些被病痛折磨的面孔呈现出一种出乎意料的尊严与光亮。“原来我是站在政策制定者的角度看问题,想着怎么平衡资金,怎么做到公平。但当真正面对患者,看进他的眼睛,那个冲击是完全不一样的。

 

带着这样的牵挂,他在今年2月应邀前往上海参加由 BiG(生物医药创新社)发起、RA Capital Management 与 研发客联合举办的研讨会,与《药有所值》的作者Peter Kolchinsky及现场嘉宾展开了一场关于医药创新与公平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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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美国不愿意为高价药买单,全球创新将何去何从?| 遇见RA资本创始人Peter Kolchinsky

 

Peter Kolchinsky的观点代表了全球医药市场中一种相当主流的逻辑:美国凭借其高昂的药价和超额利润,承担了全球医药创新的主要成本。如果没有美国这样一个能为创新药提供200%利润的市场,资本就不会有动力投入高风险的新药研发。

 


熊先军向Peter发问

 

熊先军向Peter抛出了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假定,如果没有美国,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创新了吗?”他顺着Peter的逻辑继续推演:假设美国的创新药利润是200%,欧洲和日本是100%,而中国只有40%。在这种格局下,企业当然会把研发中心放在美国。但是,如果美国根本不存在呢?“如果我们只有40%的利润,创新就真的没了吗?”

 

Peter回答熊先军的问题

 

“如果没有美国及其所代表的探索精神,没有鼓励创新的系统和机制,那么,世界上最令人激动的原始创新,那些最纯粹、最大胆、最充满天真好奇与冒险精神、最不惧失败的成果,至少会有一大半从地球上消失。”Peter的回答掷地有声。

 

面对着对方的不认同,熊先军给出了他的答案:“我们拿40%的利润,难道就不行吗?你要看对比。在仿制药利润可能只有10%、银行利率只有3%的情况下,40%的利润,难道就不够有吸引力吗?”他语气平静却坚定:“能不能刺激创新,在于你有没有比现有选择更好的回报。”

 

在他看来,美国模式是用患者的沉重负担和政府的巨额补贴堆出了高利润,而中国模式试图在保基本的底线思维下,通过庞大的市场规模来分摊成本,寻找一种可持续的薄利多销。Peter却无法完全认同,但熊先军知道,这种分歧的背后,是两种医疗保障哲学的根本差异。

 

从旁观看者到规则塑造者

 

那场激辩的背后触及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医疗保险究竟应该是被动的费用分担者,还是主动的价值塑造者?

 

在2018年之前,中国医保的角色更接近于前者。熊先军在研讨会上回顾了那段历史:从1999年到2018年,中国逐步建成了涵盖职工医保、新农合、城镇居民医保的全民医疗保障体系,覆盖了95%以上的人口。此外还建立了城乡医疗救助制度,以及公务员医疗补助、职工大额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大额医疗保险等多元化补充制度。商业保险也在那段时间里取得了一定发展,但问题同样突出。真正意义上的商业医疗保险规模有限,赔付率偏低,大量产品名为按病种赔付,实则与医疗费用无关。

 


熊先军介绍我国医保制度的来路

 

更关键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药品和医疗服务价格的形成机制中,医保的议价能力并不强。“那时候的企业,更多是关注能不能报销,而不是报多少。”熊先军回忆道。

 

2018年国家医保局成立后,一切开始改变。医疗保险作为一个强大的购买者,开始参与药品市场和医疗市场的价值博弈。通过药品谈判、集中带量采购等一系列制度设计,医保从被动的付钱者变成了主动的定价者。熊先军正是这一转型的重要推动者之一。他并不喜欢外界赋予医保谈判的悲情色彩,也反感“灵魂砍价”这种过于戏剧化的表述。“我们追求的不是最低价,而是合理价。价格没有合理之说,只有公平之说。一个愿买,一个愿卖,才是公平的市场机制。”

 

在他看来,在医疗服务这个极度失灵的市场中,如果没有一个代表患者和基金利益的强大买方,价格的天平将永远倒向供给方。国家医保局的介入,本质上是市场失灵的纠偏者。

 

四成利润,是否足够驱动未来?

 

对于创新药企业而言,熊先军提出的“40%利润是否足够”,始终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他的回答直接而坦率。

 

“如果一个药在美国卖高价,服务几百万人;在中国卖低价,但服务几千万人,企业的总收益未必会减少。”他认为,中国庞大的患者基数决定了以价换量的商业逻辑是成立的。他甚至抛出了一个更尖锐的观点:“我们现在说创新主要取决于资金投入,但我认为,创新与资金的关系其实没有那么大。创新真正依赖的是什么?是人才、理念和政策环境。近年来中国医药创新投入之所以大幅增加,恰恰得益于谈判制度对创新产品的市场认可。”

 

他并不否认,中美两国在创新药定价上的差距是客观存在的。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这个数字本身,而在于:40%的利润,是否足以驱动企业在研发方向上做出不同于以往的选择。

 

熊先军的答案是肯定的。“只要高于仿制药的利润,高于银行利率,资本就会有动力。我们不需要和全世界最富的市场去比,我们只需要比我们自己的过去好,就够了。”

 

这也是他反复强调的一个理念:中国的医疗保障制度不能照搬美国的模式,而应该走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道路。基本医保做扎实了,商业保险才会有发展的空间,二者相辅相成,而不是互相替代。

 

未竟的改革与未来的方向

 

虽然已经离开了行政岗位,但熊先军从未停止对医保制度改革方向的思考。他清晰地看到,当前的制度框架虽然已经搭建完成,但仍有许多深层次的问题亟待解决。

 

他指出,我国的基本医保在统筹层次上仍然偏低,应当在“十四五”期间实现省级统筹,并针对罕见病等特殊疾病探索建立国家调剂金制度,实现全国范围内的资金统筹和保障措施的统一。在筹资端,他提出了一个颇具力度的改革方向:目前企业缴费负担偏重而职工缴费偏轻,应当适当降低雇主缴费比例,提高雇员缴费比例,向有收入的人群更均衡地筹集医保基金。

 

在支付方式改革方面,他对当前正在推行的DRG(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和DIP(按病种分值付费)既有肯定也有反思。他认为,DRG标准的制定不能简单地基于过去3年的医疗费用平均值,而应该引入药物经济学和卫生经济学评价,根据治疗效果来动态调整标准。他同时建议,应当为创新药费用设立单列报销的通道,避免新药在DRG控费的压力下被边缘化。

 

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对医疗保险法的期待。他在多个场合呼吁,应当尽快出台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医疗保险法,明确医保保障责任的法定边界,界定预防、治疗、康复、牙科、生育等保障范围,同时明确不予报销的项目清单。不过他也坦率地评价道,目前的征求意见稿中缺少关于参保人员待遇的专章,这是一个需要完善的短板。

 

他甚至提出过一个更大胆的个人设想:改变个人支付的方式,让患者对医疗费用有一个清晰的消费预期。例如按医院级别确定每次就诊的个人支付标准,三级医院500元,二级300元,一级100元;住院按每天的标准计算,同时设定年度个人支付上限。这种方式如果能够实现,职工补充保险和门诊统筹在某种意义上就有了被替代的可能。

 

“中国医疗保障制度并非天然形成,而是从公费医疗、劳保医疗改革而来,许多思想和方法仍停留在过去。”熊先军说,“要完善制度,必须先打破旧认知,进行认知改革,再转化为政策调整。”

 

回到顺义的那个温室,熊先军拿起喷壶,给一株兰花浇水,水珠在叶片上晶莹剔透,让人几乎忘记了他曾经端坐在国家医保局的会议室里,手握谈判锤,决定着无数药品的命运。

 

我是搞医保出身的,我知道这个制度的每一分钱都是老百姓的救命钱。虽然现在我不在谈判桌上了,但我希望通过教书、通过摄影、通过这种对话,能让更多人理解医保的使命。”

 

熊先军顺义花园里的月季、蓝紫色线莲、天竺葵、芍药  摄影|熊先军

 

退休后的熊先军心里却装着那个事业,让更多人用得起药。他用自己毕生参与构建的中国医保实践给出了答案:一个拥有14亿人口、且正在迈向共同富裕的大国,本身就是一个无法被忽视的创新引擎。这个引擎不仅来自资本的逐利,更来自对生命平等的敬畏,以及“每一个小群体都不应该被放弃”的信念。

 

 

编辑 | 姚嘉

yao.jia@PharmaDJ.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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