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生物技术行业究竟需要什么？在DIA中国Biotech Day上，RA Capital合伙人Josh Resnick提醒，中国公司不应将国际交易视为神话。“要理解交易的权衡，让交易匹配目标，非稀释只是一个神话。”他对比了两种选择：授权交易与自建全球价值。
过去两年间，他与团队十次到访中国，进行了五场演讲，还在中国开展了业务，中国生物医药行业的快速崛起令他们印象深刻。不过，他认为，行业不能只关注研发效率，更应重视理念效率与商业化效率。
RA Capital合伙人Josh Resnick
大量资产，极少交易
Resnick其次提醒道，现在的资产太多，但交易太少。“人们看到别人做了某个高价交易，就觉得自己也应该做同样的交易。”Resnick将这种现象称为“确认偏误”。另一种理念低效是项目的扎堆，大量资源涌入少数热门领域。”
他以2020至2025年间的双特异性抗体项目为例。数据显示，未达成对外授权交易的项目高达1423个，而成功对外授权的仅有42个，后者数量不足前者的零头。同期，首付款排名前五的交易贡献了88%的总首付款，其余18笔交易的平均首付款仅为2234万美元。市场资源高度集中于少数头部项目，多数资产难以获得同等合作机会。Resnick指出，人们习惯于模仿少数成功案例，却忽视了大多数项目的真实处境。
两种路径：授权交易 vs. 掌控命运
Resnick对比了两条典型路径。
路径A是授权交易。企业出让项目控制权，换取首付款和较低的短期执行风险，但长期价值被严重压缩。近20年的数据显示，最终兑现的里程碑付款比例已从2005至2008年间的约20%下降至目前的不足8%。大量里程碑是由于科学失败、策略调整或条款设计而无法支付。创始人失去对项目的掌控，剩余价值往往要等待10至12年，且面临时间和成功率的双重侵蚀。
路径B是拥抱风险、掌控命运。企业自建全球价值，创始人长期持有股权，捕获资产与平台的全部上行收益，在三到五年内通过流动性事件实现价值兑现，同时保留对科学、团队和战略方向的选择权。
“需要谨慎选择合作伙伴与投资方，并非所有资金都价值对等。”
工业模式 vs. 创新模式
Resnick将两种选择归纳为两种行业模式。工业模式：授权、整合、垄断、规模化。优先追求规模而非创新，最终形成少数巨头主导、核心价值向海外转移、行业长期处于跟随者地位的局面。创新模式：强调多样性、失败容忍度、资本循环、专业化管理与全球化企业构建，这是唯一能长期驱动创新的路径。
他指出，中国在其他行业（如钢铁、消费电子、芯片、电池、汽车）中验证了从低端向高端攀升、最终走向整合与规模化的成功路径。但生物技术行业本质不同：“人类生物学的问题无法通过少数几家巨头解决，需要成百上千的企业持续试错、循环迭代。因此，中国需要警惕过度照搬其他行业的经验，避免过早走向整合而抑制了真正的创新生态。”
中国模式还是美国模式？
Resnick认为，韧性是生物技术企业家必备的品质，大多数公司都经历过“濒死时刻”。但韧性也有过犹不及之处，如果企业长期坚守已经没有市场或科学前景的项目，就会挤占人才和资本，阻碍资源向更有价值的方向流动。
他还建议，不要追求“完美的交易”。在高度竞争的环境下，延迟三到六个月就可能意味着数十亿美元的价值损失。有时候，摆在桌面上的交易即使不完美，也已经是足够好的选择。
Resnick总结道，不要试图打造一个中国模式或美国模式的生物科技行业，而是要打造一个能拯救最多生命的行业。他现场向中国合作伙伴发出邀约：“一起构建真正值得为之努力的事业。”
麦肯锡视角：亚洲对外授权市场与结构性转变
麦肯锡全球董事合伙人张芳宁女士聚焦亚洲生物科技对外授权（Out-licensing）市场。她指出：“根据麦肯锡的最新分析，2025年亚洲贡献了全球约40%的对外授权交易，且始终聚焦肿瘤领域与新一代疗法。在2023~2025年亚洲企业对欧美市场的授权交易中，大中华区始终是交易主力，亚洲整体交易占全球的比例从29%提升至39%，呈现稳步增长态势。其中，肿瘤领域始终是授权的核心方向，占比稳定在45%~50%，同时在血液/免疫学、神经疾病等领域也有持续布局。在新一代疗法的发展势头上，ADC/CGT等前沿技术的交易占比持续提升，2025年新一代疗法占比约34%，CGT领域更是有约32%的交易来自亚洲。这整体展现出亚洲创新药企在全球授权市场中，正从传统肿瘤药向前沿技术全面拓展的强劲动能。”
麦肯锡全球董事合伙人张芳宁女士
她总结认为：“中国及广大的亚洲市场已成为全球生物制药创新的重要引擎之一。中国贡献了全球约30%的创新管线和近30%的对外授权交易，标志着其在全球创新生态中正扮演着日益核心的角色。
中国的优势建立在不断扩大的早期创新规模之上。科研产出、管线布局和早期临床试验的快速增长，叠加在新一代疗法中积累的显著优势，让中国成为未来创新资产的重要来源。
同时，中国独特的速度优势正在重塑行业开发节奏。例如，在部分特定项目中，患者招募速度可达欧美地区的2~5倍，执行效率的提升让概念验证更快、决策更早。此外，以IIT（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双轨开发、伞式试验和反向转化为代表的新型开发范式正在兴起，能够更快获得临床信号、迭代项目并提升资本效率。
基于这些变化，张芳宁提出，全球药企、生物科技公司与投资者有必要重新思考合作与开发模式。想要把握中国的早期开发能力，就需要更早介入合作、实现本土化赋能、对接顶级研究中心与研究者，并在遵循全球标准的同时，充分发挥中国特有的执行优势。”
圆桌讨论：为什么来到中国，如何做原始创新
中国生态圈赋能全球Biotech成功的系统性优势和挑战圆桌论坛
阿斯利康全球高级副总裁、全球研发中国中心负责人何静博士主持了圆桌。与会专家肯定了中国在创新领域取得的成就。Parabilis Medicines首席医学官Fawzi Benzaghous在谈到“为什么来到中国”时表示，首要驱动力是科学、创新与临床需求，其次才是投资与人才。同时，他建议，中国生物技术产业刚刚迈入创新阶段，不应惧怕失败。
北京大学讲席教授饶毅指出，中国在近年在生物医药产业的成绩值得阶段性肯定，但展望未来，中国不能仅满足于表面的成功。他认为，当前中国的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学习西方，做的很好，但还有缺陷，例如对原创的理解，而以后不能停留在学习西方为目标，应该思考如何做得更好、为病人带来价廉物美的服务。他回顾了制药工业的发展历程，以拜耳公司阿司匹林的诞生和威尔康药厂从贩药变成原创药厂的转型为例，说明了现代药物产业的起源。饶毅强调，中国要实现真正的原始创新，必须培育求真务实的探索精神，而这种理念应从高校人才培养阶段就开始。
映恩生物首席执行官朱忠远博士在谈及公司布局ADC赛道时坦言，这得益于“天时地利人和，再加上一点运气”。他指出，中国创新从想法萌芽、成果转化到最终应用，离不开高级人才的支撑。同时，AI必须与人机协作深度融合，并构建具有研发组织性、兼具敏捷性与灵活性的体系。
启明创投执行董事、合伙人及医疗健康板块共同负责人陈侃指出，资本对原始创新存在一定制约。以美国为例，许多原始创新源自高校和NIH，最终通过资本市场实现退出。中国尚未形成类似的“接力棒”式体系，从早期投资到资本市场，药物研发需要建立链条式的投融资环境，才能有效支持原始创新。
会议开场时，Biotech Day的策划人Parabilis Medicines研发与企业发展副总裁狄佳宁博士表示，海外知名媒体Endpoints将上海浦东排名为全球生物医药创新集聚地第一位，这里拥有欣欣向荣的中国生物技术产业。“欢迎来到中国，来到张江。”
DIA董事会成员、哈佛医学院保罗·C·卡伯特遗传学教授指出，2025年中国临床试验数据已超越美国，美国研究型医院和美国产业界应积极探索与中国所有生物医药产业界合作。
上海市科委生物医药处副处长朱镕也在会上向远道而来的专家表示热烈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