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资深PI建言中国Biotech：Ⅰ期试验降本增效之道

“对于一款潜在的重磅炸弹药物，Ⅰ期临床试验每延误一天，未来就可能意味着100万美元的收入损失。”在南澳大利亚州政府与研发客联合主办的活动中，澳大利亚资深主要研究者、CMAX Clinical Research/NZCR的Chris Wynne教授向中国生物科技公司发出了这一大胆而务实的警告。Wynne对中国生物科技公司的建议为：转变思路，更智慧地设计试验，将“完成试验”置于“完美”之上。

Chris Wynne教授是一位出生于新西兰的肿瘤科医生与临床试验专家，在澳大利亚完成肿瘤学培训，曾担任新加坡国立医院放射肿瘤科首席学家。

澳大利亚驻沪总领馆商务处南澳州政府资深商务官员李增锋先生致辞

CMAX Clinical Research/NZCR 的Chris Wynne教授

Wynne建议，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应尽可能放宽临床试验的入组标准。具体而言：有生育能力的女性在使用避孕措施且无明确药物相互作用风险的情况下可以纳入；年龄范围应适当放宽；轻度代谢综合征患者及肝功能检查轻度异常者也可考虑入组；吸烟者不应被一律排除。“每一个未能按时完成入组的队列，对于一款已获得上市许可的药物而言，都意味着直接的经济损失。”他告诉在场的中国公司。

限制期作为健康志愿者在临床机构内被限制活动的时间段，会增加试验成本。Wynne建议，应在保证受试者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缩短限制期。对于半衰期较长或皮下给药后达峰时间（Tmax）约为3天的药物，可能需要更长的限制期，但优秀的主要研究者应能通过优化设计来最小化这一成本。他还强调，并非所有实验室指标在入院时都需达到理想水平。若药物预期无红细胞毒性，给药前一日出现的轻微血红蛋白偏低不应成为入组的障碍。

“不要再设计完美的Ⅰ期试验了。相反，应开始设计一个你真正能够完成的试验，”Wynne强调，“最糟糕的研究是你无法完成的研究，因为你试图获取过多信息，尤其是在I期研究中。”

Wynne以自己中心的一项真实世界肥胖药物试验为例：申办方不仅要求安全性和耐受性数据，还希望获得早期疗效信号，因此坚持入组患者必须同时具备低密度脂蛋白升高、甘油三酯升高、高敏C反应蛋白升高，且过去6个月内未使用任何减肥药物。此类患者虽存在，但数量极少，导致研究进展几乎停滞。若入组标准仅为健康的肥胖患者，Ⅰ期试验本可快速完成，而将疗效评估留至II期。

“入排标准越严格，研究进展越慢。”他警告道。

Wynne教授进一步挑战了早期试验设计中的传统假设。他指出，健康志愿者研究中每组8名受试者的设计并非必需。在低剂量进入人体的阶段，每组4名受试者可能已足够。例如，在一个包含5个剂量组的单次剂量递增（SAD）研究中，前两组可分别仅设4名受试者，从而节省时间和成本。

他还质疑了SAD研究中设置安慰剂组的必要性，引用已发表文献指出，部分监管机构已认可在所有接受活性药物受试者中评估安全性的可行性。每个试验方案应设定明确的“暂停规则”，以便在出现毒性信号时，申办方、主要研究者和监管机构能够无争议地暂停研究、分析数据，确认安全后再行重启。

为加快剂量组间的进度，Wynne建议申办方不必对每组均进行完整的药代动力学（PK）数据审查。但在药物暴露量达到未观察到有害作用水平（NOAEL）时，以及当怀疑人体与动物数据间存在差异时，必须进行PK数据审查。

Wynne鼓励在完成健康志愿者的SAD和多次剂量递增（MAD）研究后，尽早采用伞式设计方案（umbrella protocol）纳入目标患者群体。这一策略可缩短研发周期。在患者中进行概念验证（PoC）研究时，应设定尽可能宽泛的入组标准。等待未治疗、未接受过生物制剂治疗的患者，或要求现有治疗洗脱期，都会大幅延缓试验进度。更为高效的策略是接受那些正在接受治疗但反应不完全的患者。

Wynne教授强调了临床研究的三个成功要素：PI、CRO和患者。他讲述了一个关于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抗炎药研发的案例：申办方利用复杂的热图分析（包括未接种疫苗人群分布、麦当劳餐厅密度等）筛选大城市的大型医院，结果12个月内6个中心仅随机入组2名患者。随后，一名小城市的医生得知该研究后请求参与，在4个月内成功入组了接下来的66名患者。“主要研究者的热情和专业网络，远比中心规模更为重要，”Wynne教授总结道。

Wynne最后提醒中国公司关注药物开发的时间经济性。对于潜在的重磅炸弹药物，I期试验中每一天的延误，可能意味着未来100万美元的预期收入损失。澳大利亚申办方与中国研究者之间的沟通越顺畅，试验的执行效率越高、成本越低。“最终，患者将是真正的受益者。”他表示。

从单抗、双抗、ADC、小核酸等等的多元化药物管线，澳大利亚支持中国生物科技公司进行早期临床试验已有近20年历史，至今仍是一个极具竞争力的临床试验开发目的地。最后，主持人CMAX的Harry LI介绍说，Chris Wynne教授是一名肿瘤科医生，至今担任超过100项I期与II期临床试验的主要研究者，有20多年的PI经验，发表论文超过70篇，曾在英国、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多家医院担任要职。其所在中心NZCR与CMAX Clinical Research，在澳大利亚（阿德莱德）与新西兰（奥克兰、基督城、汉密尔顿与惠林顿）拥有超过30年的健康人与肿瘤早期临床试验的经验。

澳大利亚作为早期临床试验的目的地，其价值不仅体现在启动速度和成本优势上，更根植于其稳定的监管环境、高质量的数据产出能力，以及在全球监管不确定性中提供的战略缓冲空间。

对于中国生物科技公司而言，成功利用澳大利亚这一平台的关键在于：尽早与当地的CRO、实验室和主要研究者建立协同关系，在方案设计阶段即充分整合各方专业经验，并根据产品的疾病特征，如全球性适应症还是中国特有高发疾病，灵活决策是否将澳大利亚作为首次人体试验的首选地。

CMAX的Harry Li担任主持人, 圆桌嘉宾为CMAC/NZCR的Chris Wynne、Avance Clinical Ben Edwards、Agilex Biolabs的Amilia Wee和Fusion的Karl Ramsden。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澳大利亚在早期临床试验领域拥有领先优势。首先，其独特的CTN监管框架允许申办方在获得人类研究伦理委员会的批准后即可启动试验，而无需等待TGA的正式审批。这一备案制缩短了从方案准备到首例受试者给药的时间，通常在3个月内即可完成。其次，澳大利亚产出的临床数据在全球主流监管机构中享有高度公信力，尤其是在与FDA及EMA的沟通中，澳大利亚的数据通常无需额外的桥接研究即可获得认可。

Agilex Biolabs的Amilia Wee指出，澳大利亚不仅是临床试验的运营地，其本土生物分析实验室的能力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平。Agilex拥有30年的临床试验样本分析经验，是澳大利亚唯一一家接受过OECD三重审核认证的实验室，具备从早期到后期阶段完整的PK/PD分析能力。多位嘉宾补充认为，实验室的早期介入非常重要，包括方法开发、验证及样本分析通常需要4至8周的准备周期。若申办方能在方案设计阶段即与实验室团队对接，可压缩后续的时间成本与技术风险。

受试者招募速度是热点议题之一。Fusion Clinical Research的Karl Ramsden分享了其在南澳大利亚州建立的全科医生GP网络模式。与中国患者直接前往专科医院的就诊路径不同，澳大利亚的患者通常通过全科医生网络进行初诊和长期健康管理。Fusion通过与超过50家诊所建立合作关系，构建了一个覆盖南澳大利亚州地理区域的网络。他们会直接向符合入选标准的患者推荐参与试验。这种建立在信任关系基础上的推荐机制，不仅提升了招募效率，也有效降低了受试者的脱落率。

针对申办方普遍关注的“单中心与多中心选择”问题，嘉宾建议应根据入排标准的宽严程度及项目时间表灵活决策。若入选标准较为宽泛，单中心每月可完成20-30例入组；若标准较为严格或目标人群具有特殊性，则需采用多中心组合策略，结合私立研究中心与公立医院的优势，以在速度和资源之间取得平衡。

关于健康志愿者的入组标准，CMAX Clinical Research/NZCR的Chris Wynne教授指出，澳大利亚的伦理审查体系允许采用预筛策略。申办方可以设计一份简化的知情同意书，仅针对特定指标（如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进行快速筛查。这意味着招募轻度血脂异常或超重受试者的时间成本，并不会高于招募完全健康志愿者。前提是研究中心拥有相关的受试者数据库或专科医生资源。CMAX中心内部即设有代谢病专家团队和脂质代谢紊乱受试者数据库，能够高效匹配符合条件的人群。

在当前美国FDA可能收紧对中国临床数据接受的监管预期下，多位嘉宾强调，澳大利亚凭借其政治中立性、监管稳定性和数据国际认可度，正成为一个具有战略价值的去风险节点。澳大利亚不仅能提供高质量的早期临床数据，还能帮助申办方构建更具弹性的全球注册策略。具体而言，在获得澳大利亚I/II期数据后，申办方可依据数据表现灵活选择在美国、欧洲或亚洲扩展后续试验。这种风险缓冲能力，在当下不确定性增加的全球监管环境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意义。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优秀的CRO不应仅局限于试验执行方，而应成为申办方的战略赋能伙伴。这意味着CRO需要在方案设计阶段即参与，提供关于终点选择、剂量优化、目标人群界定等方面的科学建议。更为关键的是，CRO不应成为申办方与主要研究者之间的沟通屏障。Avance Clinical的首席运营官Ben Edwards表示，申办方的首席医学官应能够与主要研究者保持直接、高效的沟通。这种直接沟通通路在面对入组停滞、安全性信号等突发问题时，能够缩短决策链条与响应时间。

针对与会者提出的关于基因编辑、CAR-T等新型疗法是否同样适用于快速通道的问题，嘉宾解释称，澳大利亚的伦理委员会具备审查复杂新疗法的科学能力。虽然涉及基因修饰的项目可能需额外通过OGTR的审查，导致启动周期延长至8至10个月，但绝大多数项目仍可通过标准的CTN路径高效推进。重要的是，澳大利亚的体系并非追求监管捷径，伦理委员会的审查标准同样严格，只是审查责任被有效委托给了具备相应专业能力的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