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临床开发、供应链断层领先！10年内美国主导权恐旁落

近期，一份最新发布的行业报告《中美生物医药竞争力评分卡》揭示了一个让全球产业界无法忽视的现实：尽管美国在生物医学的质量、商业深度和前沿强度方面仍占优势，但在将科学转化为药物的速度、规模和成本方面，中国已全面领先。

具体而言：2025年，中国已占到全球临床试验启动总量的32%，几乎追平美国的35%，肿瘤领域这一比例更是高达39%；与此同时，中国创新药从发现到IND的周期比世界其他地区快50%至70%，I期临床试验成本则低50%~60%；此外，美国研发管线的新化合物总量约1/3来自中国，预计到2040年FDA 批准新药中35%来自中国。

这不是一份中国自己写的“成绩单”，而是由纽约生命科学孵化器Cure在2026年BIO国际大会上发布的中美生物医药竞争力评估报告。这份调研覆盖 117 位美国药企、高校决策层，结合文献计量、全球临床试验数据完成全链条对标，客观呈现两国生物医药差异化竞争格局，也为中国产业发展划出清晰的长板与短板。

中美差距究竟在哪里

首先，报告用一张图表直观展示了中美生物技术竞争力的差异。通过对科学发现、临床开发、技术转移、资本与商业化、供应链、人才这六大维度的综合评分（总分35分），最终美国以19分领先，中国获得16分。

来源|Cure《中美生物医药竞争力评分卡》

深入分析发现，美国在技术转移（5分）、资本与商业化（5分）和人才（5分）方面获得全胜，彰显了其深厚的科研积累、活跃的风险投资环境和成熟的商业转化体系。而中国则在临床开发（7分）和供应链（6分）上展现出压倒性优势，反映其惊人的临床试验执行力和强大的制造基础。科学发现则是六项指标中，唯一一项中美“看起来”势均力敌的领域。

美国的优势与危机

报告接着指出，尽管2020~2024年中国顶尖机构的论文发表数量已与美国顶尖机构持平（43,562篇 vs 43,532篇），但在定义下一代新药的前沿赛道上，美国科研成果的学术影响力优势持续拉大：年均论文相对引用率（RCR）整体领先52%。

来源|Cure《中美生物医药竞争力评分卡》

其中，中美在CAR-T与细胞疗法上的差距最大，美国领先90%；在AI药物发现方面则差距最小，美国领先52%。这或许提示，AI制药可能是中国追赶速度最快、最有望实现“换道超车”的领域。

除学术影响力外，美国科研体系的“商业嵌入度”是其另一道坚固的护城河。数据显示，美国顶尖研究机构的论文中，有9.0%与产业界合著，而中国这一比例仅为3.3%。并且这一差距在过去6年稳定在2.65至2.8倍，没有缩小趋势。

来源|Cure《中美生物医药竞争力评分卡》

那么美国的问题出在哪里呢？答案在于转化瓶颈。

报告用“64:1”的悬殊差距揭示了问题的严重性：获得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临床与转化科学基金（CTSA）的62所大学，每年平均开展64项I/II期临床试验，而没有该基金支持的181所大学平均仅为1项。同样的研究基础，同样的单位研发支出，转化成果却截然不同。

来源|Cure《中美生物医药竞争力评分卡》

具体来看，CTSA机构的临床试验主导地位体现在多个层面：

• 在总量上，62所CTSA大学承担了全美67%的I/II期试验，而其余181所大学仅占33%；

• 在转化效率上，拥有活跃研究项目的大学中，有44%的转化率接近于零；

在投入产出上，一所拥有5亿美元研发经费的非CTSA大学，开展I/II期试验的概率并不比只有5000万美元经费的大学更高——决定性因素在于是否具备CTSA基础设施认证。更值得关注的是，前沿科学的高产机构，未必同时具备临床试验的执行能力；即便研发投入相近，CTSA大学开展的I/II期试验数量仍是非CTSA大学的6倍。

中国势不可挡的“发展引擎”

反观中国，则在临床开发方面处于绝对领先地位，从发现到概念验证及研发周期的效率上均超越美国。报告指出，中国已大力投入并构建了转化引擎，以加快试验招募和入组进程，并提升供应链基础设施的效率，同时扩大临床基础设施规模并控制临床试验成本。

参与调研的受访者中，38%将研发速度与转化效率列为中国最难以复刻的优势，其次是政府统筹协调（16%）、全产业链一体化布局（14%）。相反，对于中国来说，美国生态系统难以轻易复制的是商业深度（43%）、顶尖科研人才（26%）。

来源|Cure《中美生物医药竞争力评分卡》

报告还列举了一系列数据，展现中国创新药产业的跃升：八成生物技术公司负责人有跨国药企背景，部分仍在美任职；2025年国际并购及许可交易94起，近半与美国合作；新药活性物质（NAS）上市周期从9.5年缩至3.6年，压缩62%。

FDA曾在今年6月的报告《加强美国早期药物研发》中直言：若不主动投资，美国I期临床项目将继续外流。报告同时提出17项建议，包括将临床基础设施列为国家级战略资产、建设专业I期试验站点网络、简化伦理审查流程等。

合作还是脱钩？2031年两种情景

报告还汇集了来自产业界、学术界及创新领域的资深意见领袖对美国生物医学竞争力的研判，最终归结为一点：美国没有科学问题——症结在于转化效率不足与战略自满。

对此，受访者的政策诉求高度集中：81%将“恢复NIH及联邦研究经费”视为首要任务；62%主张优先投入转化科学与概念验证；52%呼吁改革人才与移民政策以留住科学专才；50%要求推动临床试验基础设施现代化，以追赶全球速度。

来源|Cure《中美生物医药竞争力评分卡》

在此基础上，报告勾勒出2031年美国生物医药的两种可能走向：

若美国主动出击——通过恢复并扩大NIH资金、拓展临床试验基础设施、推进产学研协同创新，美国不仅能巩固其在CRISPR、CAR-T等前沿领域的科学领导地位，还可借助与中国在许可授权、联合开发等方面的合作，将中国创新成果更快引入美国市场。

若美国维持现状——不进行结构性改革，临床研究将加速向中国和澳大利亚转移；中国在全球临床试验中的份额将达到35%~40%，并可能贡献FDA新药批准总量的35%；美国的前沿科学优势将逐步被侵蚀，领先地位可能仅能维持10年或更短，供应链脆弱性亦将进一步加剧。

报告最后总结道：美国并非因为中国的科学更出色而落败，而是因为其在将科学转化为药物的基础设施上投资不足。中国的崛起不是恐惧的理由，而是紧迫性的来源。行动窗口期是开放的。关键在于参会机构、投资机构、政策制定者能否将成果转化上升为国家核心战略优先级。

当然，竞争的终点未必是零和博弈。英矽智能CEO Alex Zhavoronkov 提醒道：“当涉及到拯救生命和治疗疾病时，不该有竞争，只该有合作。”

武田中国研究创新负责人Yan Ling 则提供了更具建设性的视角：“下一代生物制药创新的定义将不由地域决定，而由跨生态系统整合最佳能力的能力决定。美国贡献科学、资本、监管信誉、商业化与全球市场准入；中国带来速度、规模、临床执行、制造深度及不断增长的创新管线。将这两股力量连接起来，才能构建更具韧性的路径，加速创新药物惠及全球患者。”

编辑 | 姚嘉

yao.jia@PharmaDJ.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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