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中美监管合作不可中断，FDA如果要重拾全球引领地位就必须回归科学。而全球各国监管机构都有机会发挥创造力，去思考新的思路和新的做法。”这是Janet Woodcock博士的建议。对于中国企业，这位美国前FDA代理局长、前CDER主任给出两个忠告：把科学做到极致，不要对FDA有任何隐瞒。
在中美地缘政治紧张的局势下，FDA内部人事变动的当下，Janet Woodcock应瑞鸥公益基金会黄如方主任邀请访华，罕见地与中国企业面对面交流。这位监管科学建设者和掌门人上述的直言，尤显勇气与智慧，且十分珍贵。
不过，最打动我的，是她将自己40年的职业成就归功于对患者的帮助。那些来自病人的感谢信和直面对谈，让她终生难忘，也成为她工作的动力。她还谈及那些离职到产业的FDA审评员，走到哪里都不要忘记为公众的使命，“那是他们的北斗星”。
在视频中展现了Janet的个人魅力。她时而眉头紧锁、目光坚定的严谨剖析FDA难题；时而开怀大笑，幽默回应外界对CDER的各种评论。当谈及患者的苦难时，她言语间流露出温柔与共情。这位杰出领袖的风采，将留存于中国同仁的记忆之中。欢迎通过以下视频，走近这位在药品审评史上留下深刻烙印的FDA传奇人物。
职业生涯中最欣慰的成就
研发客：您曾担任CDER主任近40年，回顾这段监管生涯，您认为自己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Janet Woodcock：
我是一个建设者。我建立了一个非常强大的组织，能够经受住各种风浪，包括创立了法规体系、审评流程框架和科学管理架构，涵盖上市后监测、以患者为中心的药物开发流程、仿制药项目和质量管理组织。CDER是一个即便在各种历史动荡中仍然运转良好的科学监管机构。这就是我的主要工作：建设一个拥有科学底蕴、健全政策和优良传统、并能够随着生物科技发展而持续演进的机构。
研发客：您把CDER从一个被动等待申报项目的审评机构变成了全球监管先驱并促进创新，在CDER批准的药物中，哪些最让您满意？是否来自罕见病药物？
Janet Woodcock：
这些年，我们批了大量的创新药。我记得很清楚，Vertex有一款治疗囊性纤维化的药。一个17岁的小伙子吃了之后，整晚没睡——他想感受药到底起没起作用。半夜他冲进父母房间，大喊：“药生效了！”这个孩子本来二十多岁可能就活不下去，或者得做肺移植，结果那个药起效果了，把他的肺功能恢复了过来。
还有一件事，是我退休以后收到的信。一位来自中西部地区的女性写给我的，讲的是30年前我在CBER时的一段往事。她有多发性硬化症，当时还年轻，正好赶上生物技术革命刚刚起步。我批了Betaseron，就是那个干扰素B，用来治多发性硬化症的。上市的时候出了点状况，我们搞了抽签，她是在抽签前就拿到了药。她说那个药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用了整整几十年。30年后，她专门写了这封信来谢谢我。
说实话，当时批这个药的时候，我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很多人觉得不该批。但这样的故事太多了。回头看看，我们确实真切地影响了很多人的生命。
研发客：这让我感触特别深。因为我亲哥哥抗癌8年后去世，所以我很清楚，患者和家属永远在盼着新的治疗希望。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患者，这就是这份工作的意义。您在中国的罕见病科研大会上讲到，各国监管机构之间的合作非常重要，尤其在现在地缘政治这么复杂的背景下。我想请教您，FDA具体是怎么做的？特别是和NMPA、CDE这些正在成长中的监管机构，是如何开展合作的？
Janet Woodcock：
监管协调统一很重要。疾病不分国界，尤其是罕见病和儿科疾病，不应在不同国家重复做试验，这在伦理上是说不过去的。早在上世纪90年代，我们发起了ICH，最初只有美国、欧洲和日本三方参与。后来，我们推动更多国家和地区加入，逐步把要求协调起来，最终形成全球统一的标准，为药品互认打下了基础。
现在，通过ICMRA（International Coalition of Medicines Regulatory Authorities），也就是国际药品监管机构联盟，我们正在推进质量审评的共享，最终目标是实现单一质量审评。关键并不在于谁审评，而在于各国审评员能够交流、分享信息，形成共同的理解。目前，欧美的监管机构已开展了并行科学审评，企业可以一次性提交资料，就能同时获得双方的审评。希望未来我们能够做得更多。
拓展阅读
黄如方：我想做的是那些无人问津的原始创新，而且是针对罕见病药物研发
地缘政治下中美合作要顺势而为
研发客：尽管各国监管合作重要，但美国的《生物安全法案》（BIOSECURE）等政策杂音似乎对中美合作产生了负面影响。您如何看待中美之间未来在交易合作、监管沟通和跨境临床试验方面的前景？
Janet Woodcock：
中国人口众多，罕见病患者基数大，中国参与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非常有价值。政治风浪确实不小，但科学家之间、监管者之间的合作仍在继续。我们必须承认地缘政治风浪顺势而为。但监管者、企业、科学家都为患者而努力，不管在哪里，我们都是同一战壕的人。要牢记这一点，疾病与政治无关，利用ICH、DIA等平台，这些是学习和分享信息的好途径。
研发客：感谢您给我们信心，让我们继续与美国的合作伙伴保持合作。
对中国公司的两条忠告
研发客：您在上海看到中国生物科技公司充满活力。您对这些公司有何建议？如何准备与FDA的沟通和申报？FDA最看重什么？
Janet Woodcock：
我建议所有公司：在能力范围内把科学研究做到极致。别人可能给各种建议，但真正重要的是CEO与科学家一起思考，我们能做到的最好的科学和研究是什么？无论是干预性设计还是临床评估，我们目前能做到什么程度？投入的成本也许很高，企业无法面面俱到，但也要在已有投入的基础上达到极致。
第二条建议：不要有所保留。如果临床开发项目有问题，提前与审评员沟通，不要隐瞒。如果出了大问题，FDA迟早会发现。如果发现你耍滑头，那是很严重的问题。但如果你提前告诉他们，他们会尽力帮你解决，所以不要掩盖问题，开诚布公地说出来。
研发和审评速度与质量的平衡
研发客：在中国做药的时候，我们面临两难：一方面要加快药物开发进度，因为患者在等待；另一方面质量控制不可或缺。您如何平衡这两者？
Janet Woodcock：
我一直感到恼火的，是总有人把速度快和偷工减料画等号。这完全是两回事，快慢和质量之间没有必然联系。慢工未必出细活，快工也未必就粗糙，你可以拖拖拉拉但做得一塌糊涂，也可以又快又好。加速批准基于替代终点作出决策，比等待临床终点要快得多。然而外界对FDA总是一些质疑和批评。
研发客：有人认为追求速度会牺牲质量，您认为呢？我们是否应妥协安全性和质量？
Janet Woodcock：
这种思考方式不对。绝大多数情况下，通过替代终点加速批准的药物，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患者更用上药，很多还是救命药。的确，极少数案例中，药物最终被证实无效，患者因此承受了无效治疗的风险，但这是风险与获益权衡之后被接受的代价，患者本身也渴望尽早获得治疗机会，这是整个加速审批机制的正当性所在。
再看安全性评估，这本质上是一个暴露量的问题。10个人用药没出事，第11个人可能就会出现问题，因此ICH对最低暴露人数有明确规定。但批评者往往无视疾病背景的差异。拿罕见病来说，全球可能只有30名患者，你已经治疗了其中十名，批评者会说样本量不够。可换个角度，高血压药物有1000人的数据，最终要用于数百万人，你预测意外风险的能力有多强？反观罕见病，你已经覆盖了患者群体的1/3，此时你所掌握的安全数据库，在外推时反而更加扎实、更具说服力。
所以，把这个议题框定为“速度快慢”的取舍，从根本上就偏离了问题的实质。真正的核心在于：你究竟对这款药物了解多少，以及将这些认知外推到目标人群时，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CDER决策中的风险获益平衡
研发客：作为CDER前主任，您如何在药品疗效、安全性、质量以及各方利益间做出明智决策？
Janet Woodcock：
FDA必须在法律框架内展开，遵守规则。但在此之上，是科学和医学的判断，这两者直接关乎生死。药品监管充满不确定性，你无法确认一款药一定有效，也不可能在上市前排除所有不良事件。正因如此才形成了一套成熟的规范来指导疗效和安全性评估。
但归根结合，还是对获益风险的评估。疾病严重程度是关键的考虑。对癌症这类危及生命的疾病，你会接受更大的不确定性。患者也告诉我们，他们愿意承担这种不确定性，因为没有更好的选择。风险也是同样的道理。
问题在于，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这种计算方式，于是争论就来了。每当FDA批准一款存在不确定性的产品，媒体的争议之声便随之而起。
一个优秀的审评员必须推动创新
研发客：您能给年轻监管者和审评员一些建议吗？做一名优秀审评员的动力是什么？
Janet Woodcock：
我在FDA这些年，见过很多人来来往往，进来FDA又出去，出去了又回来。不少人去了企业，但回头跟我说，还是想回来。为什么？因为对那份使命无法割舍：帮助公众、改善公共卫生、和团队并肩作战。
无论你是哪个国家的监管者，这支队伍的信仰都是一样的：致力于改善公众健康。那就是指引他们的北极星，始终在那里。
对那些想从事监管领域的人，我的建议是：先去企业待一待，去大学做一做，把整个行业的格局看清楚，这非常有好处。然后不妨来监管机构试试，多数人会发现这里比想象中更有吸引力。
但有一个前提，如果你真的决定留下来，就必须有推动创新的动力。你不能只受着老规矩，不能重复前人的做法。科学在变，世界在变，监管也必须跟着变。我们需要有创造力。
FDA如何重拾昔日辉煌？
研发客：FDA有上百年历史，树立了监管科学金标准，并实施了许多前沿指导原则，如减少动物实验和使用AI审评。您认为FDA保持全球领导地位的成功因素是什么？
Janet Woodcock：
监管者始终要牢记：他们是为公众服务的。具体到药品监管，是实实在在需要用药、正在用药的患者。
FDA最初的工作重心是安全性，把不安全的药品挡在市场之外。后来意识到，光安全不够，药品必须有效才行，于是有效性成了准入门槛。到今天，公众的需求越来越多元，FDA之所以能赢得信任，恰恰在于它始终在努力回应这些不断变化的需求。公众需要能够真正用上药，所以CDER有了庞大的仿制药项目，也在持续应对药品短缺问题。
与此同时，科学本身也在不断变化，监管不可能一成不变，你必须跟随科学的脚步不断调整。比如上市后监测体系等。再比如动物实验，在很多方面已经难以令人满意，我们需要找到更好的替代方法，如体外模型、人工智能，把这些工具纳入监管科学工具箱，往前推进。
说到底，监管工作本质上就是一个持续演进以满足社会需求的过程。
FDA努力在动荡中恢复元气
研发客：谈及未来，如果CDER和FDA希望继续引领全球科学监管，为患者开发前沿疗法，您有何建议？
Janet Woodcock：
FDA正处在一段艰难的时期，新的政治气候给它带来了冲击。坦率讲，我不确定它在短期内还能不能站在引领者的位置上。如果FDA暂时无法担起这个角色，那其他监管机构就到了该站出来的时候了，全球各地的监管者都有机会发挥创造力，去思考新的思路和新的做法。
我们这次罕见病会议讨论的核心，正是那些新型疗法。基因治疗、细胞治疗，它们和我们熟悉的小分子有机化合物完全不同。面对这些新技术，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应该用什么样的评估体系来应对？如果只是抱着"以前怎么做的现在就怎么做"的态度，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我们该建立怎样的评估框架，来应对越来越安全的基因干预手段？我们该如何评估细胞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这需要我们真正投入智慧和创造力，去深入思考这些产品的本质，它们是如何起效的，我们应该用什么方法来验证，它们安全吗、有效吗、疗效能持续多久，临床表现会是什么样子，会不会出现我们现在还无法预见的副作用？
这些问题都很棘手，但我担心FDA短期内很难给出答案。FDA经历了一场剧烈的震荡，现在还在努力恢复过来。
研发客：期待您今后能在临床试验和监管领域与中国科学家有更多合作。感谢您愿意抽空分享真知灼见。
研发客主编毛冬蕾与Janet Woodcock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