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都是西方的患者、受试者承担了新药临床试验的风险。现在，不少创新药特别是细胞基因疗法新药的首次人体试验在中国开展，我们的受试者开展了一场勇敢的奔赴。”蔻德罕见病中心创始人、主任黄如方在广州召开的第十五届中国罕见病高峰论坛上的这番话，指向了不久前发生的基因编辑严重不良反应事件。
黄如方回顾20年公益之路
黄如方认为，所有人都应当清楚认识到，药物研发和科学研究充满极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我们现在所能使用的一切获批药物和治疗方案，背后都有无数失败的临床研究作为铺垫，有大量未被看见的失败案例，甚至包括受试者死亡的案例。对于罕见病患者家庭而言，面对没有产品、没有治疗方案的现实，应当有勇气去参与科学研究，也有勇气去承担临床研究可能带来的风险。如果患者家庭没有这份勇气，罕见病人数极少，这个行业就不会有人去做罕见病药物开发。”
他同时强调，所有科学研究都必须是严谨的、规范的、对于临床试验的风险获益充分知情同意的，要有足够多的伦理审查和风险规避预案。中国已进入原创药物研发阶段，临床研究和科学探索必然要经历与全球药物研发相同的过程，过去承担这些风险的是外国患者，今天中国的患者也将参与到这一进程中来，这是科学发展的必然。
创新与安全之间建立制度屏障
在细胞与基因治疗等前沿领域，全球范围内时有发生的严重不良事件乃至死亡案例，也对监管体系和临床机构的风险管控能力提出了现实考验。
中国药品监督管理研究会副会长张伟
中国药品监督管理研究会副会长张伟在回应这一问题时指出，创新程度越高，伴随的未知风险往往也越高。近年来基因治疗领域出现的几起严重不良事件，已引发全球监管机构和医药界的高度关注。张伟认为，高水平安全与高质量发展必须并行推进。在追求创新速率的同时，风险管理计划、风险处置响应、药物警戒能力、伦理审查体系需同步加强。他以818号令（IIT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为例说明，这一调整并非放松监管，而是通过明确责任主体、强化过程管理和伦理审查，对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提出了更高标准的合规要求。张伟强调，监管机构、研发者、医疗机构需要共同合作，建立屏障，保护受试者安全。“患者的利益永远是摆在我们每一个研发人员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
勃林格殷格翰中国人药事业部炎症免疫治疗领域负责人Mohammad Adil Khan博士
勃林格殷格翰中国人药事业部炎症免疫治疗领域负责人Mohammad Adil Khan博士从跨国企业视角回应了这一议题。他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私有制生物制药企业，勃林格殷格翰在全球总部层面将“以患者为中心”置于研发战略的核心。公司关注临床试验的科学终点，同时重视与患者群体的沟通，定期组织患者代表参与研发讨论。这种将患者声音嵌入研发全链条的做法，与中国药监部门倡导的“以患者为中心”的审评理念形成呼应。
每一位受试者的参与，都是推动医学进步的一小步。作为主持人，这让我想起1969年阿姆斯特朗登上月球时说的那句话：这是一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对于罕见病药物研发而言，每一位勇敢参与临床试验的受试者，他们的付出不仅关乎个人希望，更承载着整个患者群体的未来。
奥普雷顿首发，中国监管从跟跑到领跑
讨论的第二个焦点，是中国药监从“跟跑”到“并跑”、部分领域“领跑”的转变。
张伟回顾了中国药监改革的历程。早年进口原研药进入中国的时间迟滞长达三到五年甚至更长。2015年44号文、42号文出台后，药品审评审批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中国药监局加入ICH后，审评标准逐步与国际接轨，IND审批已缩短至30个工作日。
他重点分享了一个标志性的案例：今年7月21日，国家药监局批准了武田公司1类创新药奥普雷顿片（Oveporexton/TAK-861），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1型发作性睡病患者。该药是全球首个针对该疾病病因的对因治疗药物，该药通过激活食欲素2型受体恢复食欲素信号传导，在中国、美国、日本、欧盟同步研发与申报，中国率先完成了审评和上市批准。
张伟将这一事件定义为阶段性拐点。他指出，从监管科学角度，其意义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它标志着我国罕见病药物监管能力从“接轨ICH”走到了“进入首发赛场”。这不是简单的提速，而是同步审评能力被全球认可。该药走的是“突破性治疗+优先审评”双重通道，底层依据是全球统一方案、中国竞争性入组、ICH E17多区域临床试验标准，中国数据被美日欧监管互认。第二，监管范式发生了变革。从过去“境外先批、国内引进”转为“全球一盘棋、中国同步批甚至先批”，这是监管工具逐渐成熟的结果：60日临床默示许可、MIDD模型引导的药物研发、定量药理、研审联动、提前介入、一企一策、罕见病四大加快通道等，已经能够承接First-in-class品种。第三，它意味着中国已进入“全球首发可选地”的第一梯队。武田公司主动将首次申报地选在中国（2026年1月中国申报，2月美国，6月日本），且中国审评仅约6个月，这是过去“欧美先报先批”下不会发生的事。
Mohammad Adil Khan博士补充指出，勃林格殷格翰在罕见病领域的实践同样印证了这一趋势。2024年3月，勃林格殷格翰的罕见皮肤病创新靶向生物制剂佩索利单抗皮下注射制剂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用于减少12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泛发性脓疱型银屑病（GPP）发作。这一批准使得佩索利单抗成为跨国药企中首个全球多中心同步研发并率先在华获批的全球创新药，获批时间早于美国、欧盟和日本。佩索利单抗的研发与获批，得益于中国药监改革和勃林格殷格翰中国开展的“中国关键”（China KEY）项目的推动。
但张伟同时也指出，第一，本次首发由外企推动，中国虽抢占先机，但并非中国药企的源头创新，因此中国创新药的竞争力仍面临较大挑战。第二，首发的成功受到疾病流行病学特点、临床入组效率、监管沟通节奏等多种因素影响，具有个案性，尚未变成稳定可预期的制度性常态。未来需要进一步推动国际间监管数据互认，在境外生产现场核查等环节的时效上继续与国际先进水平看齐。第三，罕见病领域仍有95%以上的病种无药可用，“全球首发”解决的是“有全球药时谁先批”，尚未解决“无人研发”的根本瓶颈。他向本土企业提出希望和要求，中国制药企业应承担起研发原创罕见病药物的责任，“让未来的全球首发不仅有跨国药企的身影，更有中国源头创新的力量。”他还提出一个观点，认为研发罕见病药物的目的不是越贵越好，应当关注“老药新用”的可能性，有些罕见病可以用现有药物治疗或开发新适应症，只不过可能在剂量上需要突破，在监管理念上需要创新。
张伟进一步指出，这起案例也印证了新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的制度供给正在发挥作用。《条例》为罕见病治疗用药设置了不超过7年的市场独占期，将解决“用药难”问题从单纯依靠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转变为通过稳定、可预期的投资回报进行引导，体现了对罕见病患者健康权益的制度化保障。
医保准入的多维挑战
某跨国公司中国公共事务及政策负责人就罕见病保障分享了观点。他指出，近年来我国医保目录动态调整机制取得积极进展，创新药进入医保的时间已经从五年以上缩短至一年左右。同时，他也指出了三个维度的挑战：在医保准入环节，年治疗费用超百万元的超罕见病药物仍面临医保基金承受能力的约束；在医院配备环节，“进得了目录、进不了医院”的问题依然存在，部分罕见病药物由于患者数量少、需求分散，医院采购量有限，在实际供应和备药方面仍存在一定困难；在定价环节，如何平衡患者可负担性与企业长期可持续性，仍需要多方共同探索。
该代表认为，跨国公司大多制定的策略是“与医保政策相向而行”，积极响应国家医保谈判，同时探索多层次保障路径，通过商业保险、慈善援助、以及地方罕见病专项基金等方式，进一步提升罕见病药物的可及性。
本圆桌论坛全体讲者合影
中国罕见病事业正处在一个关键节点。迎接“全球首发”的机遇与正视“发展阵痛”的挑战需要并行；跨国企业在罕见病领域的持续投入值得肯定，本土民族企业也需扛起原创责任；国家医保与药监政策的持续优化与先行区域的政策创新，需要协同推进。
正如黄如方所说，罕见病距离任何人都不遥远，让每一位罕见病患者都不被遗忘，都被看见，是各方共同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