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卫生署药物办公室目前仅有80余名药品审评员、12位GMP核查员。在内地创新药企扎堆通过1+机制赴港申报的背景下，有限人力与激增需求严重错配，数十个品种积压排队等待GMP核查。
•香港资本市场用8年时间走完了美国生物科技资本市场30年才走完的路。
•在CGT领域，香港能做超级联系人甚至超级合作人。能不能解决国外一些非常先进的CGT产品，它们已进入突破性市场，到香港指定医院开展临床研究，来做真实世界数据。
•香港的优势在资本、全球连接、临床资源，监管能力也正在通过CMPR建设快速补强；短板在产业化规模、早期VC深度、本地试验规模。不过，学术卓越与产业人才之间存在断层，是香港的老问题。
论坛由研发客联合创始人、主编毛冬蕾主持，邀请了几乎是三年前的原班人马作为讲者。从左到右为毛冬蕾，原IQVIA艾昆纬大中华区总经理、GIPAC执行总裁邵文斌香港生物科技协会副会长，银镖资本创始人、惠理集团医疗投资合伙人梁传昕，上药生物治疗资深顾问张骅博士、海邻科技大湾区总经理马骏一。
“2018年，中国买进来的IP是80亿美元，卖出去10亿美元。到去年，中国买进来1亿美元，通过BD交易卖出去1380亿美元。香港资本市场的复苏除了政策刺激，还有中国创新资产在全球定价体系获得认可。”香港生物科技协会副会长、银镖资本创始人、惠理集团医疗投资合伙人梁传昕在BIOHK 2026上给出了一组分析数据。
18A八年变化与香港资本价值发现
他回顾说，从2018年18A推出至今，94家生物科技公司在香港上市，整体融资金额达到近1500亿美元，成为亚洲第一大，去年还超过了纳斯达克。“这个数字背后，是香港用8年时间走完了美国生物科技资本市场30年才走完的路。”
他将18A的8年分为三个阶段。2018至2021年是狂热期，全球低息资本叠加美国生物科技估值溢出，香港作为制度稀缺性标的被极度追捧。2022至2024年是调整期，资本寒冬与估值逻辑变化，大量企业经历从概念定价到基本面定价的痛苦转型。2025年至今是结构性复苏期，驱动力不再是流动性，而是中国创新本身被证明。
关于18A的评价标准，梁传昕认为，投资者不再追逐管线数量，而是审视临床数据质量、BD交易兑现能力、现金储备与现金流管理。18C的演进同样值得关注。梁传昕分析说，18C在2023年起步较慢，但2026年上半年已有10家公司通过18C上市，覆盖AI平台、算力基础设施、机器人及自动驾驶等领域。国际长线投资者纷纷入局基石投资，说明香港正在成为全球AI与硬科技资产的定价平台。
关于18D的最新动向，市场信息显示港交所正研究将主板与GEM板合并、新增第18D章，预计年底咨询公众。梁传昕认为，香港资本市场进入了一个更精细化的制度设计阶段。然而，资本市场涨了，但一级市场的创新机会能不能支撑决策，这也是香港从金融资本走向创新策源地必须回答的问题。
全球坐标中的香港定位与三个战略
原IQVIA艾昆纬大中华区总经理、GIPAC执行总裁邵文斌在演讲中展示了香港在全球生命科学价值链中的位置。科学与人才方面，大学提供研究基础，但生物科技领军人才不够集中。
“这是香港的老问题，学术卓越与产业人才之间存在断层。”资本方面，18A是明显的公开市场优势，但早期生物科技VC还不够。这意味着香港擅长后期融资，但早期培育能力有限。转化与临床方面，香港处于发展中。学术和医院基础强，但转化和本地试验规模仍需加强。这是香港与波士顿、旧金山湾区最显著的差距。产业规模方面，香港是互补型。本地规模有限，但大湾区补充了制造、供应链和患者规模。约8700万人口的大湾区，是香港产业化短板的战略缓冲。全球连接方面，香港有特色。全球资本、专业服务和连接内地创新与全球市场的能力，构成香港差异化的门户角色。这是香港最不可替代的优势。目前，300多家香港科技园生命与健康公司，86家18A上市公司，超过178亿美元的18A IPO募资总额，约8700万大湾区人口。基于这一分析，他提出三个战略方向。
CONNECT，香港作为内地和大湾区通往东南亚及全球的枢纽，从融资扩展到BD、许可和创新药的商业化路径对接。ACCELERATE，AI赋能从科学到临床的转化，应用于发现、试验和真实世界证据。INTEGRATE，整合香港连接与大湾区规模，扩大跨境试验、真实世界证据和早期准入。
“香港的优势在资本、全球连接、临床资源，监管能力也正在通过CMPR建设快速补强；短板在产业化规模、早期VC深度、本地试验规模。突围的关键不是补短板，而是用优势撬动短板，以香港的连接能力，整合大湾区的规模资源。”他总结说。
CMPR人才瓶颈，一个被低估的监管困局
“香港卫生署药物办公室目前仅有80余名药品审评员、12位GMP核查员。在内地创新药企扎堆通过‘1+’机制赴港申报的背景下，有限人力与激增需求严重错配，数十个品种积压排队等待GMP核查。更棘手的是制度约束，监管人员实行公务员编制，仅香港永久居民可任审评员，进一步收窄了人才招录空间。”
亲历“1+”机制申报全流程的海邻科技大湾区总经理马骏一，直击CMPR最微观也最关键的瓶颈。他判断：监管能力是未来五年CMPR亟待破解的核心课题，症结集中在审评人才的数量缺口与专业深度不足两大维度。
破局关键在市场化。马骏一建议双向借鉴：一是对标内地十年前做法，不靠编办定编制，而是通过基金会赞助吸引全球顶尖监管人才回流；二是借鉴美国PDUFA（处方药使用者付费法案），提高注册收费标准、拓宽经费来源，从根源上破解因资金不足导致的审评积压与进度滞后。唯有以市场化机制突破编制约束，才能真正吸引具有国际经验的监管人才。据公开规划，CMPR建设时间表已明确落地：2026年底正式成立，2030年全面落地第一层审批。马骏一担忧，届时审评工作量将不亚于内地CDE，而人员配置远远不足，人才建设已然成为当前亟待攻坚的课题。
CGT的香港机会，从818和828号令到转化枢纽
上药生物治疗副总经理及首席科学家张骅认为，政府部门只招只会讲广东话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壁垒，“国际化人才的引入，不仅需要制度开放，还需要语言和文化的包容”。他说，他身处细胞基因治疗这个最前沿、也最受监管政策影响的领域，而香港正在成为连接内地监管改革与全球市场的关键节点。
2025年颁布的818号令确立了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备案加临床转化应用审批的双轨制。828号令则细化了数据保护期和市场独占期，针对罕见病药物设立最长可达7年的市场独占期。张骅判断，这两个政策对中国的CGT产业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他进一步指出，监管标准提高意味着门槛高了，但也意味着规范化。张骅提出的核心模式是香港研发、上海转化。上药生物治疗已经在践行这一模式，从美国引进技术，在香港科技园扎根研发，再到上海进行临床转化。他特别强调香港的三个优势，政府支持、技术能力、国际化环境。
在CGT领域，张骅认为香港能做超级联系人甚至超级合作人。能不能引进国外一些非常先进的CGT产品，它们已进入突破性市场，到香港指定医院开展临床研究，来做真实世界数据。有了這些数据以后，能不能特许注册？他提出借鉴澳洲的经验，澳洲的CGT产业其实就是一个服务产业，帮人家做CRO和CDMO，香港可不可以朝这方面转变？“CGT的香港机会不在于本地市场规模，而在于成为跨境转化枢纽，连接内地的临床资源与监管改革，连接全球的创新资产与亚洲市场。”
未来五年：CMPR、年轻人、开放心态
论坛的最后一个问题指向了香港生物医药的后五年，也是对香港首个五年计划的建言。
关于CMPR建设，共识是人才先行。邵文斌从监管科学的角度补充，监管要走在这个行业的最前面，在AI、类器官数据等新兴领域，香港需要对接国家监管体系，参考国际先进标准，推动监管科学协同。马骏一的建议要突破公务员编制约束，以市场化机制吸引具有国际经验的审评人才。
关于本地创新人才培养，梁传昕指出香港路演中CEO都是教授，但真正的创业人才需要不同的能力结构。CEO不是发论文出来的，是市场做出来的。他建议香港政府在未来五年花最大的努力去引进一到两家跨国药企或国内顶尖制药企业的研发部门到香港，把人才训练起来。
关于年轻人创业，张骅以自身经历为例，呼吁香港年轻人不要只做联系人，要做合作人和引領人。香港如果要有自己的Biotech产业，要产生从香港做出来的BD交易。最后，张骅以香港的开放心态作总结。“香港要做超级投资人，用国际化的背景去拥抱全球人才。”他以自己刚获得香港永居的经历表达了对这座城市的信心。“香港好的东西大家都清楚，前端的大学研发、后端的资本和商业化市场。缺的是中间那一段过程，如何把研发变成产品的战略人才和生态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