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为中国而来
2002年，原礼来中国药物开发高级副总裁、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终身教授、美国专家 Kerry Blanchard 博士做了一个决定：去中国。那里有14亿人口，正踩在一条快速起飞的跑道上。他想去那里研发新药、组建团队、培养人才，帮助仍缺医少药的中国患者。
那一年，中国的 GDP 刚刚迈过十万亿元门槛。整个国家对“创新药”这三个字几乎没有概念，自主研发的新药寥寥无几。整个中国的创新药生态，就像当时的张江，还是一片尚未开垦的荒野。
就是在这样的时刻，Blanchard 做了一个很多人不理解的选择。朋友问过他，同事也问过他：你在哈佛有教职，在礼来有高位，为什么要去一个连创新药是什么都还没弄明白的国度？
出发前，他在自己办公室的黑板上写下几个字：“为中国人民的福祉而来中国。”这句话，是他给自己的鼓励，也是他对自己信念的坚守。“我最想帮助的，是那些最弱势、最需要帮助的人群，而不是与强者为伍。”
他第一次访问中国是在 2002 年。午夜，飞机在浦东机场落地。一位当地同事开着一辆黑色轿车来接他。“离开机场后，一切都黑了。往上海方向几乎没有路灯，只有车头灯。大部分是乡村景色，几乎没有建筑。我一直在想，我到了哪里。”然后他们进入了浦东。东方明珠塔和金茂大厦部分还在建设中。突然间，灯光涌入视野。一座庞大的大都市在他面前展开。
这位美国人，在中国一待就是 17 年。如今的张江，已是另一番景象：2300 余家生物医药企业汇聚于此，14 万创新人才在这里扎根，全球药企 TOP20 中已有 16 家在张江布局。仅 2025 年一年，张江生物医药产业就发生 85 起融资，居各行首位。从一片荒野到中国医药创新的中心，Blanchard 当年看到的那片黑暗，如今已灯火通明，闪耀在世界创新药研发的中心。
Kerry Blanchard 教授
Blanchard 参与创建了礼来中国的研发中心，把王莉博士从葛兰素史克招了回来。王莉后来成为礼来150年历史上第一位担任全球副总裁的中国籍员工。他们把全球到中国的药物上市时间差，从12年压缩到仅仅14个月。
他也被俞德超博士的一句话所感召。俞创立信达生物，使命是“开发出老百姓用得起的高质量生物药”。Blanchard 听到这句话时，感觉他扪心自问多年的那个问题，终于有了答案。他加入信达主导了信迪利单抗的开发。随后，他出任云顶新耀 CEO，把公司打造成拥有11个管线候选药物的生物科技企业。
如今，他在张江创立了自己的生物科技公司Perpetual Medicines，从事AI驱动的多肽药物研发。像中国的CEO一样，他出席投融资者的会议，谈融资，谈研发管线，推进项目。
如今他住在长宁区，像普通中国老百姓一样，用滴滴打车，上网购物，买楼下的油条豆浆当早餐。在一个夏末的午后，我和 Blanchard 在新虹桥中心花园的 Corbridge Garden 见面。他讲起自己的故事，像乔布斯说的那样，是一个“connect the dots”的故事。
英文原文请点击研发客网站：https://www.pharmadj.com/ssr/en/article/2088158951792246786
想一睹老K的风采，听他讲述中国创新的崛起如何影响西方世界，请参加10月29日上午在上海召开的 ChinaTrials18。他将与老部下王莉博士、恒瑞医药的江宁军博士、麦肯锡的张芳宁女士、罗氏医药的Harm-Jan Borgeld博士及复星医药的王兴利博士同台深情对话。
一个转化医学者的养成
Kerry Blanchard 在印第安纳州北部一个不大的农场社区长大。父亲在一家后来被雅培收购的公司上班，做婴儿配方奶粉和营养品；母亲是工厂工人，做家具。父亲经常到墨西哥、俄罗斯和欧洲出差，帮人家建工厂。小 Kerry 从没跟着去过，但那些远方，在父亲的信里被一一描述，也在他心里埋下了一颗对更广阔世界的好奇种子。
小 Kerry 是有科学天赋的。高中时他参加分级考试，人还没踏进大学校园，就已经免修了四年大学生物，化学和数学也免掉了大半。他进印第安纳大学，本来打算主修化学。“它对我来说挺好理解的，是能用数学和物理描述的东西。”他回忆说，“但我一直觉得生物学柔软一点，它依赖于大自然和生命，而我喜欢和谐、灵动和人性化的东西。”
这四张照片（上下划动浏览）来自1973年的高中时期。第三张中，Kerry Blanchard 正在向全校介绍他发起的国际交换生项目。
有两件事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
第一件是人类遗传学课。“它真的改变了我对生物学的看法，因为遗传学可以很酷，是你明天就能用上的东西。”那是1970年代初，远在人类基因组计划之前。DNA还没被测序，所有实验都靠杂交来做，复杂又磨人。但遗传学这门从生命最底层解释世界的学科，把他吸引住了。
第二件，是他修了John Richardson的生物化学课。Richardson是DNA双螺旋发现者James Watson的第一个研究生，后来成了他的博士导师。在Richardson手下，他学遗传学、做细菌实验，开始看到化学与生物学之间的那座桥。那座桥就是生物化学。“我最后决定去读生物化学博士。”他说。
但很早，他也对癌症产生了兴趣，它的生物学、生物化学、遗传学。“我觉得如果我真想搞懂癌症，大概得去读MD/PhD，所以我就两个都读了。”我问他为什么选择癌症作为研究方向，他答得很严肃：“癌症是与人类相关科学里，最大的未解难题。”
他以全班第一的成绩从印第安纳大学医学院毕业，也是该校历史上第一个进入波士顿布莱根妇女医院培训项目的人。那是个精英项目，每年只收30人。在哈佛，他在布莱根和丹娜法伯癌症研究院接受内科、血液学和肿瘤内科训练，一周工作110到115个小时，接诊白血病、淋巴瘤、骨髓瘤的病人，做骨髓移植。他还在布莱根妇女医院急诊科轮班。后来他回忆说：“我拼了命地出诊、急救，救得了一个人，但我永远觉得不够。”
正是在那些年，他第一次看清了两个领域之间的那道鸿沟。“基础科学家理解疾病的方式和医生不一样；我们看它的角度不同。”
“这就是思维方式的差别。”Blanchard说，“基础科学家想的是肺炎链球菌性肺炎，一种由单一微生物引起的特定感染。可急诊科医生看到的是一个发烧咳嗽的病人。诊断是社区获得性肺炎，可能是细菌、病毒，或者一大堆别的原因。你不知道。所以你只能广谱覆盖。这是一种转化的能力，把疾病转化成生物学，再把生物学转化成疾病。”他管这叫转化医学，或者转化科学。他成了它的布道者。
这套哲学贯穿了他职业生涯的每一个阶段。他坚持一条严格的递进：第一，把疾病和生物学连起来；第二，把生物学和化学分子连起来；第三，把新分子和病人连起来。他见过太多项目，死在错误的出发点上。“超过60%的失败，根源是靶点验证不到位，生物学根本交不出临床获益。不到20%是药物分子本身质量差。如果你有一个高质量的靶点，你不需要一个完美的分子，只需要一个能跟它结合的分子。剩下的失败，是临床开发有缺陷，招错了病人群体，临床终点设错，或者剂量没调好。”
“科学家做任何一个药物研发项目，都应该从患者出发。问自己：我要帮的人是谁？”
学术之巅与灵魂的暗夜
Blanchard在学术界待了15年，做到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健康科学中心的终身教授，在内科和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系都有联合聘任。他管实验室、看病人、教医学生，还担着行政职务。日子忙得脚不沾地。从学术界的角度来看，他都算功成名就了。
一个关键节点，是一位年轻女性急性白血病患者被送进他的医院。她的白细胞高到把血管都堵住了，一种叫白细胞淤滞症的致命状况。Blanchard采集并冻存了她的细胞，就像他对无数病人做过的那样。在诊断检查中，他发现了一个不寻常的染色体易位：8号染色体上的一次倒位，着丝粒翻了个个儿，把两个基因凑到一起，形成一个全新的、驱动癌症的融合基因。
他鉴定出了这个融合：MOZ和TIF2。MOZ是一种驱动基因表达的组蛋白乙酰化酶；TIF2是一个转录共激活因子。生物学上说得通。而它点燃了他一个念头：如果能做出一种药，阻断这个融合蛋白，就有可能治愈这类白血病，就像格列卫通过阻断BCR-ABL治愈慢性髓性白血病那样。“我觉得那是有史以来被发现的最有效的抗癌药，可以用上10年、25年。这让我对转化工作产生了很大兴趣。”
但他开始意识到，学术生活是碎片化的。作为肿瘤科医生，他大约1/3的时间在门诊。两年里，他跟过大约200个肿瘤病人。治愈的极少，大多数都走了。带学生也有它的天花板。到他职业生涯尽头，他会有一摞论文，一摞经费批文。这够吗？
将近40岁的某一天，Blanchard独自坐在自家的书房里，问了自己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改变了他此后的人生走向。
“我觉得人得偶尔坐进一间书房里，把脑子清空一两个小时，然后问自己：你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它的意义何在。”他在2026年夏末的上海同我说起这一幕时，蓝眼睛的瞳孔里突然闪过一丝光。
在那次安静的自我拷问里，他看到的东西让他清醒。作为医生，他这辈子也许能治1000个病人，做1000例骨髓移植。可其中有多少人，是因为“他”而活下来的？移植本身是一项技术活。他做得好，没错，但那是一门手艺，没能给这个世界留下什么。作为老师，二十多年，也许带过2000个学生。影响了一些年轻人，但数量有限。至于他的研究、论文，一摞纸，被少数同行翻过。这就是他对这个世界贡献的全部吗？
Kerry 教授在美国的家里抱着儿子。父子俩都累坏了，他作为实习医生刚值完班，通常每48小时轮班只睡3到4个小时。
答案是否定的。那一刻的通透，成了他职业生涯的转折点。某种意义上，这是一次像乔布斯“connect the dot”的时刻。他得做更多。他必须要研发新药，而不只是发论文。他得触达几百万人，而不只是几千人。
走上产业路
2000年，Blanchard加入礼来。这是对学术界的告别，却与他更深处的使命感接上了轨。“我的强项在转化科学。大规模转化药物开发需要的基础设施，学术机构在经济上撑不起来。这就是我转到产业界的原因。把实实在在的药送到病人手里，最有潜力的那条路在产业界。”
在礼来，他碰上了一套深刻塑造他思维的企业文化。2008年John Lechleiter接任CEO后不久，在年度全球领导力大会上公开立誓：礼来将永远保持独立，不跟别的大药企合并。可以收购小公司，但礼来还是礼来。“我们的兴衰，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创新。”Blanchard回忆道。
也是在礼来，Blanchard学到了关于创新真正来源的关键一课。这一课，后来定义了他在中国的职业生涯。他观察到，大药企经常收购生物科技资产，有时花几十亿美元引进外部项目，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失去了创新优势。“你得保持开放心态。”他说，“别自动假设从外面买来的东西，就比你自己实验室里发现的差。历史上一些最具变革性的药，就来自公司自家实验室之外。关键不在于想法从哪来，关键在于，你有没有科学判断力去认出它是个好东西，有没有执行能力把它开发出来。”
“大药厂要是把自己关起来搞研发，就会错过外面的进步和机遇。”他补充道，“还有一条原则：把你发现的东西做得更好，大公司不在乎创新从哪里来。”
他逐渐把外部收购看成一种战略工具，而不是内部研发失败的标志。“你要收购，仍然需要一个敏锐的内部团队去评估、整合、推进那些资产。你不能光写张支票然后指望它。真正的创新在思考里。不管来源是什么，你能不能把信号从噪声里分出来。”
初访中国，搭建本地组织
2002年前后，礼来考虑建立中国研发团队，并派Blanchard到中国。那时候，整个中国几乎没有什么本土创新药发现能力。Blanchard和团队构想出一种虚拟网络模式：本地合作伙伴做合成化学、生物测定开发和早期药理学。他们跟当时还很小规模的药明康德建立了早期联系，也跟刚起步的开拓者化学（Shanghai ChemExplorer）有了往来。
Kerry 教授弹着吉他，唱着中国台湾著名歌手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中国化学家技术好、成本低，但还不是老练的药物猎手（Drug Hunter)。“我们学到了一课很重要的东西。”Blanchard说，“把生物测定的专业能力嵌到化学团队旁边，能大大加快进度，也让化学家愿意留下来。很多化学家会加入CRO，攒六到十二个月经验，然后跳去小型生物科技公司；他们想要完整的药物发现，不只是合成。”但情况会变。2002到2008年间，Blanchard见证了一条“陡得惊人、快得惊人的学习曲线”。中国从基础合成工作，走到了完整的整合式药物发现项目。
这种开放心态，后来在他搭建礼来本地临床开发组织时派上了大用场。他招了大约25-28位受过MD/PhD训练的医生。其中有王莉博士，是他从葛兰素史克请回来的。她成了礼来150年历史上第一位担任全球副总裁的中国籍员工。
他们一起把全球到中国的药物上市时间差，从12年压缩到仅仅14个月。“那是了不起的工作。”Blanchard说，“我们主张，传统的桥接试验作用有限，只会让中国落后好几年。我们提倡尽早把中国病人纳入全球多国试验，并为此搭建执行的基础设施。”他极为自豪的是，那批医生里有十三四位后来成了其他公司的首席医学官。“我们到现在还每年聚在一起吃顿饭。”
信达岁月，与 PD-1 获批
2018年，是Blanchard的一个转折。他从礼来转到信达，回应的是一个强烈的召唤：创始人俞德超博士的愿景。俞德超创立这家公司，使命是“开发普通百姓负担得起的高质量生物药”。
对Blanchard来说，这些话深深打动了他。他想为弱势群体做得更多。当他听到俞德超讲出信达的宗旨时，感觉像是他扪心自问多年的那个问题，终于有了答案。这是一个机会，让他一生的功业不仅推动科学，也能抵达最需要它的人。
作为首席科学官，他的任务极其艰巨：主导信迪利单抗、信达的旗舰PD-1抗体的NDA准备和申报。这款药2018年底在中国获批，是中国生物医药行业的一个里程碑时刻。作为最早进入市场的国产PD-1抑制剂之一，它标志着本土创新的一次跃迁。Blanchard带着它走过了复杂的监管流程。
信达2018年港交所上市新闻发布会。这是中国生物科技行业的一个转折点。
但让这一切成为可能的合作基础，多年前就已经打下。2015年，Blanchard看到了一个问题。礼来的产品组合已经转向，50%到55%的资产是大分子、生物制品。大分子在中国获批，比美国要多花三到四年。他们需要一个有能力的本地大分子合作伙伴。Blanchard去找了当时的CEO John Lechleiter。“John问，有没有现成的？我说，没有真正合适的，但我们知道信达，可以帮他们建起来。”
合同谈判拖了大约一年。有一次，俞德超飞到印第安纳波利斯，准备签约。就在签字前不久，礼来的生产团队评估认为，信达需要六到九年才能达到全球GMP标准。交易被按下了暂停。俞德超没带着签好的合同回去。Blanchard花了四到六周，跟礼来的生产领导层谈。他的方案是：别从零开始建GMP。改成轮换派驻礼来的主题专家，做定期审查和可落地的建议。信达在十八个月内达到了全球级生产标准，比内部预测提前了六个月。交易签了，5600万美元首付款，外加里程碑款，这是全球大药企与中国生物科技公司之间的第一笔重大战略交易。此后十年，礼来与信达完成了八项合作，都建立在最初那份信任之上。
他反思了更大的转变：“中国从一个由跨国公司服务的市场，变成了本土生物科技创新的枢纽。”
中国同事和朋友亲切地叫他“老K”并赠送自画像。
云顶新耀，与仆人式领导
2020年，Blanchard被任命为云顶新耀CEO。这是一家总部在中国的生物科技公司，拥有9个创新管线候选药物，覆盖肿瘤、免疫、心肾疾病和传染病。他把公司定位成商业化就绪的状态，建立了发现业务，并与Providence和吉利德建立了战略合作。
Kerry 教授此前在云顶新耀担任高管。
正是在这段时期，他讲出了自己的领导哲学。“我骨子里是个仆人式领导者；我努力去找有伟大想法的伟大的人，然后帮他们作为一个团队，做出我们所能做的最大成就。”他形容自己“相当反传统；我常常不按流程或规则来。我相信几乎一切皆有可能，只是不容易。”
Kerry 教授在云顶新耀任职期间视察施工现场。
中美临床转化的桥梁
在中国17年，Blanchard始终是一座桥。他把科学讲给临床医生听，把临床需求讲给科学家听；把西方的药物开发模式讲给中国伙伴听，把中国的能力讲给西方公司听。他把疾病译成生物学，再把生物学译成药物。
中国同事的热情，让他印象至深。“真正让我兴奋的，是上海、北京、广州、成都这些地方那种高涨的热情。中国人渴望学习和进步，他们相信未来会超越过去，目光朝前看十年、二十年，而不是沉湎于过去。那股向前看的劲头，非常突出。”
他也始终是全球合作的倡导者。“我们共同的北极星，是开发拯救人类生命的药。这是全人类的集体需求，不是中国的，也不是美国的。想想1980、90年代的HIV治疗药物，它们在全世界救了数亿人。那需要全球协作。如果我们阻断任一方向的创新交流，唯一的受害者是全球的病人。”他警告说，“中国会错过来自别处的创新药，美国会错过来自中国的创新。我们不该给全球生物医学进步设路障。”
他刚来中国时，如果有人问，中国实验室什么时候能做出有全球竞争力的药，他会猜25年。结果只用了15年。“这是中国生物科技的黄金时代。”他说，“要是真花了25年，我就80到85岁了，大概没法亲眼看到。进展比我的预测快了大约十年。”但他对挑战保持清醒。他指出，中国研发的很大一块，仍然集中在已经去风险化的靶点上：GLP-1、EGFR、HER2、PD-1、VEGF。“现实点说，可能只有两三个能成。下一阶段，是拿出真正有创新差异化的东西，去面向美国药企做全球授权。”
回归药物发现
Perpetual Medicines 与 TandemAI
71岁，大多数人该考虑退休了。Kerry Blanchard却没有停下脚步。2025年，他联合创立了Perpetual Medicines，一家由Gordian Ventures支持的多肽药物与计算AI平台公司。他任联合创始人、董事长兼CEO，带领公司用AI做多肽药物设计。Perpetual是资产驱动的，不是CRO。“如果一家公司送多肽过来，让我们帮着合成，我们会拒绝；做这个的公司多的是。我们把平台用在原创创新上。”
Perpetual后来与TandemAI合并，Blanchard现在担任合并后实体的研发总裁，也介入小分子领域，那是他经验深厚的地方。
“我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是基础研究和早期发现，大约四分之一在临床开发。”他解释说，“我想绕回药物发现。我相信我还有十到十五年高度专注和高效的职业生涯。我喜欢转化和临床，但我现在的热情是从零开始发现原创的新分子，而且用AI技术。”
他认为，多肽治疗这个领域正处在一个拐点。算力和物理学的进步，如今让大规模虚拟多肽设计成为可能，评估数百万乃至数万亿条候选序列，只合成其中被优先挑出的一小部分。“历史上，多肽发现的瓶颈在合成，又贵又费时。你想在从结合物走向临床候选药物的过程中，尽量少做实体分子。这就是Perpetual的核心概念。”他最近与Third Rock Ventures合作，在十八个月内交付了一个临床级候选药物，把经典药物化学和AI设计结合了起来。“这事儿对我很个人。”他说，“我两周后就71岁了。我想回到药物发现。”
至于AI，他乐观，但非常谨慎。“我们还需要另外十年的真实世界数据去训练AI。你可以用极快的速度跑700个项目追同一个靶点，但大多数还是会失败。快本身不保证成功。短期内，AI主要会改善发现的成本和周期，不会自动交出更高质量的候选药物。就像轮盘赌，你可以下注更快更便宜，但赔率不变。”
哲学与那只马克杯
Blanchard的桌上，放着一只马克杯，是他太太40年前送他的。杯子上印着詹姆斯·辛普森爵士的话。这位苏格兰医生发现了氯仿作为麻醉剂：“我更愿以患者的感激作为我的回报。”
“几十年里，我每天都看着这只杯子，把它当作对自己的激励。”Blanchard说。
这是一种哲学，引着他从印第安纳的农田，走到波士顿的手术室，再到上海的董事会。他治过白血病病人，开发过乳腺癌和糖尿病的药，搭建过把药物带给数百万人的临床开发项目，也带出了几十位如今经营着自己公司的领导者。
“对于未来，我没什么太宏大的想法。”他谈起自己今后的梦想，“能再有四五个新药上市，跟我熟悉的美国大药厂做几个BD交易，我就满足了。从15岁起我就知道，我的人生意义和贡献会来自生命科学。这颗北斗星，今天仍然指引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