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叔逵教授的时间几乎被分成两半：前半周在杭州推进钱塘大学建校工作，后半周回到南京出门诊、上临床。谈到为何投入如此多精力，他指出国内医学创新领域一个长期存在的矛盾：实验室发现与临床转化脱节。
十月的南京，梧桐叶渐次染上深浅不一的金红，秋意顺着街道漫进第十一届创投大会会场。
会议间隙，我如约见到了中国药促会肿瘤临床研究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浙江钱塘高等研究院钱塘学者兼临床医学研究所所长秦叔逵教授。他刚结束抗肿瘤新药前沿趋势论坛上的胰腺癌靶向治疗专题报告。秦教授在中国药科大学担任了基础医学与临床药学院院长、兼任第一附属医院（南京天印山医院）院长，日程排得满满当当，却依然精神矍铄。
秦叔逵教授主导了我国KRAS野生型胰腺癌的关键注册研究，其中，KRAS G12D是胰腺癌中最常见的KRAS突变亚型（占比约43.6%），长期以来缺乏有效靶向药物。当前，秦叔逵教授与正领衔针对KRAS G12D突变这一“不可成药”靶点的新药临床开发，处于国内领军的地位。
秦叔逵教授
落座之后，他将话题从胰腺癌的临床治疗困境，逐层引向中国新药研发的突破性进展、一所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筹建，以及中国临床研究者日益坚实的学术自信。
胰腺癌治疗格局正经历重塑
秦叔逵开门见山谈起了胰腺导管腺癌（PDAC）长期未破的临床困局：
这类疾病起病极为隐匿，约80%的患者确诊时已处于局部晚期或出现远处转移，彻底失去根治性手术机会。很长一段时间里，传统化疗的生存期瓶颈始终难以突破，一线AG或FOLFIRINOX方案的中位总生存期仅约11个月。而这一困境背后的分子基础，是超过90%的PDAC患者都携带KRAS基因突变。
“KRAS这个靶点，学界前后追寻了整整40年。”秦叔逵表示。由于KRAS蛋白表面平滑，缺少传统小分子药物能够结合的“口袋”，且与GDP/GTP的结合力极强，它曾长期被公认为典型的“不可成药”靶点。
而近年来，这一持续数十年的僵局，已经被彻底打破。
他将RAS靶向药物的研发策略梳理出了一条演进路径：从最初仅针对G12C亚型、锁定失活构象的OFF态抑制剂，到直接作用于GTP结合活化态蛋白的ON态抑制剂，再到能够覆盖多种突变亚型的泛RAS抑制剂，以及通过PROTAC或分子胶介导实现蛋白降解的清除策略。药物设计的底层逻辑，正从传统的占位抑制，一步步转向诱导接近与催化性清除。
他特别强调，2026年正是RAS靶向治疗走向成熟的关键节点：
全球首款泛RAS(ON)抑制剂daraxonrasib已获FDA正式批准。在RASolute 302研究中，RAS G12突变人群的中位总生存期达到13.2个月，对照组化疗仅为6.7个月，死亡风险降低60%（HR=0.40）。
与此同时，中国原研药物也同步取得标志性突破。例如，恒瑞原研的KRAS G12D抑制剂HRS-4642采用脂质体纳米递送技术，联合AG方案一线治疗晚期胰腺癌，客观缓解率达63.3%，中位无进展生存期为13.1个月，相关研究成果已发表于Nature Medicine。
“从单一G12C亚型，到逐步覆盖G12D、G12V、G12R，从功能抑制走向蛋白降解，胰腺癌的RAS精准靶向治疗，如今已经形成了多层次、多机制并进的研发格局。”秦叔逵教授说。
搭建转化医学新路径
秦教授近期频繁往返杭州与南京，参与筹建钱塘大学。如今他的时间几乎被分成两半：前半周在杭州推进建校工作，后半周回到南京出门诊、上临床。谈及为何投入如此多精力投身此事，他直指国内医学创新领域一个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脱节。
秦叔逵分析认为，国内医学院校数量不少，但不少院校的基础医学部与临床科室之间始终联系松散。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重心往往集中于论文发表、职称晋升与奖项申报，对临床真实世界里的棘手问题回应有限；而身处一线的临床专家，又常常觉得不少基础研究离实际诊疗太远。这种双向割裂，正是中国转化医学人才培养长期面临的痛点。
以钱塘高等研究院为主体，正在筹办钱塘大学的办学定位，恰恰与这一判断高度契合。这所由养生堂钟睒睒先生捐资400亿元、浙江省和杭州市政府共同支持筹建的非营利性民办公助新型研究型大学，定位在“高起点、小而精、研究型、国际化”，聚焦理学、工学与交叉学科，致力于培养战略科学家与卓越工程人才。学校选址杭州西湖区之江转塘板块，校园建设正在稳步推进，2026年其筹建工作已被纳入浙江省重点工作部署。
秦叔逵目前在钱塘高等研究院担任临床医学研究所首席科学家。而钱塘高等研究院正是钱塘大学的筹办主体。这个研究所的核心使命，正是“以尖端基础研究驱动临床转化”，实行与国际接轨的“医师-科学家”培养模式和PI负责制，依托长三角丰富的临床资源，搭建起“临床-基础-临床”的快速转化通道。这与他在整场访谈中反复强调的“临床驱动”理念完全同频。
研究所现阶段重点聚焦神经系统疾病、代谢疾病与肿瘤三大领域。钱塘大学现阶段不筹建直属附属医院，而是与浙大二院、邵逸夫医院、浙江省肿瘤医院及上海中山医院建立深度联合关系。秦叔逵对此的解释十分务实：“中国医疗资源其实已经相对过剩，浙大一院有8个院区，浙大二院有5个院区，再去从零新建医院，既缺乏足够的优质医疗资源支撑，也没有实际必要。”
在他的设想里，钱塘大学最核心的使命，就是培养出一批能真正把临床难题带回实验室、再把基础研究成果快速送回病床旁的研究型人才。“我们实验室现在已经在招收专门从事转化研究的人员，就是希望能真正把基础和临床拧成一股绳。”
中国临床研究的清醒与底气
由于访谈时间有限，我们最后聊到了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的也是行业普遍关心的原始创新水平问题。秦叔逵没有回避差距，也没有妄自菲薄。他坦言，在最源头的新靶点发现上，中国与全球顶尖水平仍有明显距离，而在临床研究能力和部分特定疾病领域，中国研究者其实已经实现了实质性的领跑，“像RAS这个靶点、这条核心通路，并不是我们最先发现的，但中国研究者在新药快速跟进、把前沿成果落地到患者身上的效率，是非常高的”。
“就拿肝癌来说，”秦叔逵举例，“从2000至2026年1月，中国药监局累计批准24款用于肝细胞癌的系统治疗药物，而中国以外的地区同期仅批准了13个。现在全球开展的肝癌大型多中心临床试验，如果不纳入中国研究者，研究几乎很难高质量完成。”背后的原因很实在，中国肝癌发病率高，临床实践经验足够丰富，且患者特征与欧美人群存在高度共通性。
他进一步指出，在北上广、南京、杭州等医疗资源集中的城市，头部医院的临床诊疗水平和国际顶尖水平已经没有明显差距。当下真正的短板，依然在基础研究与转化研究的衔接环节。
“这需要两方面共同努力：一是国家层面持续重视基础科学，让研究者能沉下心来做真问题；二是临床专家主动走出去和基础研究、转化研究专家合作，而基础研究的学者也别总沉溺于论文发表和人才称号的追逐，真正把目光投向病房里还没解决的临床难题。”
在秦叔逵看来，这是临床与基础研究者双方的共同责任，而正在建设中的钱塘大学，正是他为推动这一进程亲手搭建的新平台。
采访结束时，秦叔逵还要赶往下一场学术活动。他握手道别，语气里带着恳切的邀请：“欢迎你下次来杭州或者南京，到我们学校实地看一看。”
走出会场，秋日暖融融的阳光洒在南京的街道上。秦叔逵在报告里提到的那句话仍在耳畔回响：我们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对胰腺癌的治愈性控制。而像秦叔逵教授这样，始终穿梭在临床一线、科研前沿与育人阵地之间的医者，正是这条路上最坚定的领路人。
研发客主编毛冬蕾与秦叔逵教授在第十一届医药创投大会合影